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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混雜香港


陳雲: 混雜香港

香港是雜然紛陳的民初中國,遇上世故老練的英國統治者,以致混雜之中有清明之秩序。混雜保其自由,清明保其理性。斯二者之角力,乃現代社會維繫動態平衡之元素。現代社會並無究竟之目的,不論是共產主義或市場自由主義,都先後證實,並非現代社會之歸宿。現代社會的歸宿,是混雜之中呈現出來的理性。欠缺混雜,欠缺自由,欠缺傻子、瘋子、淫蕩與煙酒,欠缺污穢,欠缺迴旋之餘地,現代社會便陷入專制,以理殺人。
舊時的香港,複合的社會

當民初中國及共產中國走上共和國之路,在破舊立新之際,香港竟然在英國的君主立憲的體制下,得以保舊開新。香港有五四時代的階級及思想混雜,決無五四時代的戰亂,更無共產時代的殺戮。保舊開新,乃新興民族國家現代化成功之訣要,東亞之日本,是其大者,回歸之前的香港,是其小者。香港之現代化可以大部份成功(憲政民主除外),乃歷史之偶然,香港之遺民社會遇上英國統治者,可謂千古奇緣。

英國可說是歐洲的遺民,文化主要融會盎格魯、撒克遜與諾曼法國(Norman French)三族,雜有凱爾特(Celts)及維京(Vikings)的蠻風。英文是混雜語言,源自日耳曼語系,復混雜拉丁文及法文,英國國體是聯合王國(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是融和、漸進與內斂的一路,有世族及權貴階級,整體社會和諧,卻又有評論與異端,而且學術發達。英國容許血汗工廠剝削,也容許馬克思借用博物館研究資本主義。英國人統治香港,有不急於求功、不急於求一致的耐性,甚至有欣賞文化差異與保留本土詭秘的海外殖民者癖好。香港本島的根據地、南九龍及北九龍的新割讓地、新界的租借地,乃至九龍寨城的滿清衛所的軍事保留地,雖然都在皇法之下,卻有不同的對應政策,連調景嶺、北角和土瓜灣的國共兩黨的盤據地,港英也有寬忍的政策,各安其所。港英時代的香港,不是一統(united)的香港,而是複合(composite)的香港。經濟上有重商主義傾向,卻保存中小企業的空間;社會政策在醫療、教育及公屋方面,儘管政府不予明言,已有福利主義的初階。

回歸中共之後,香港走向一統之路,除了「愛國」政治和金融經濟之外,漫無節制的都市化與士紳化,吞噬普羅工人(proletarian workers)、文化創意人、半工半農者(worker-farmer)及農民的生存空間。曾蔭權政府及香港財閥的「地產套現」術,是假設香港將是長期擁有法治、良好治安、商業道德和職業倫理的地方,吸引鄰近地區的人來置業、炒賣資產和旅遊購物,於是將香港布置成一個高速運輸系統連接的大豪宅和大商場。然而,當貧民無路可走,福利標準降低及福利污名化之後,吸毒、自殺和破壞的風氣瀰漫,香港的治安、道德和職業倫理能夠維持多久?地產套現的公式所建基的危險博弈,總有一個臨界的顛撲點(tipping point)。不過,吾人不必為財閥和高官操心,在顛撲點逐漸到臨之前,他們已套現和退休了。任由巧取豪奪,貧富懸殊,置普羅大眾之生存空間於不顧,這是香港在回歸之後,在政治經濟學上最大的不道德。

舊時的旺角,混雜的經濟

最近重溫了方育平的《半邊人》(1983),片中既有最平民日常的生活,如街市賣魚、公屋生活,西方文藝的衝擊,如搖滾樂、藝術電影,以及中國文人傳統的傳承,展示了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文化多元混雜的一面。儘管路過香港的魯迅先生鄙夷此地的庶民文化,長期僑居此地的牟宗三先生在後來卻領會此地的奧妙。牟的香港弟子陶國璋憶述,報章訪問牟宗三先生,問其離開大陸,一個人生活在香港異地,是否感動孤獨。牟回答:「生活是孤獨但不寂寞。」他在台灣講學,許多人慕名來拜訪,要應酬,又聽京戲,生活很熱鬧,卻寫不成書;在香港,語言不通,無人認識,與社會是互不干涉。他對記者說,這種孤獨的心境最清明,家國天下全在心中,這是具體的,亦是感觸的,所以他大部份的書都是在香港寫成。〔註 1〕同期,舊文人繼續詩詞酬唱,不知現代;新哲人會通中西哲學,新文化人引進台灣文藝、存在主義、新浪潮電影等,這些舊的、半新舊的、全新的文化,都混同在庶民的粥粉麵飯和酒色財氣之中。

混雜而互不相干,各行其是,正是香港舊時的生活特色。《半邊人》裡面的香港電影文化中心,位於缽蘭街,廁身於色情架步與棺材舖之間。我在80年代開始筆耕的文化報紙,是《年青人周報》,報社舊址設在缽蘭街十號二樓B座,乃妓院、賭館、水電裝修店林立之地。這是五四時期的各種新舊人物與文化並存的文藝復興氣氛,香港之幸運,是並無五四之運動與紛爭,並行不悖。即使我兒時居住的鄉村,小學有由本地新派的師範教師,有落難來港的大陸文人,村中有舊私塾出身的父老,這種混雜並存的文化氣氛,見證了新舊經濟、新舊建築並存的舊時香港。

在我讀初中地理學的時候,是如此介紹香港的經濟的﹕農業、漁業、石礦業(quarrying)是初級產業,輕工業、航運、修船、轉口等是第二產業,旅遊、商業服務、金融等是第三產業。加上慈善團體的社會企業,形成香港當年穩健的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這些都不是天賜香港的,是政府與民間合力經營得來的。當年的經濟,是包容的(inclusion),互相補足的,不是排斥的(exclusion),彼此隔絕的。漁農業給予香港人自然感應和文化根基,令民生安穩,民心純樸,工業給予香港人企業管理和工作倫理,商業和金融保護香港人辛苦賺得的資金。混雜經濟,英國就是這樣的。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常識,英國是工業革命和金融資本主義的祖宗,很早就掌握透徹,在香港實踐得輕鬆自然,以至不着痕,令香港的不易領會其神髓。回歸之後,港府發動「大都會計劃」的思維,梁錦松說要建設「曼哈頓plus」;曾蔭權要將吸納大陸新富移民,將香港人口提升到一千萬;唐英年說要深港同城化,將香港納入珠三角的一小時生活圈。由於香港與大陸有無法彌合的制度決裂和民情差異,這些建議,無疑可以取得北京中央和香港財閥的歡心,卻是將香港經濟和香港民生送入地獄。

舊時的元朗,興旺的農業

直至70年代,即使大陸積極向香港輸出廉價農產以換取外匯,港英政府依然不敢怠慢本地漁農業。上世紀50年代,大陸赤化,殖民政府為了糧食安全、撫順鄉民和安置難民,大力支援農業,修築水利,建設水塘,務求香港有三個月的糧食自給,以免被共產中國威脅。香港電台也有特別為漁民及農戶製作的節目,如《漁民一週》、《農民一週》和《農村新知》。政府協助漁民和農民組織合作社,元朗石崗菜園村、蕉徑等地的蔬菜產銷合作社(「菜站」),是在這種嘉惠漁農的政策下成立的,頗有(福利國家的)社會主義特色。前漁農處經常請農業專家介紹農產品新品種,講解西洋蔬菜試種、田地施肥、禽畜飼養及防疫的新法。早年港府非常重視漁農生計,以維繫新界鄉區的民心歸附,其中一個原因,是英軍當年在新界接收土地的時候,在錦田遭受鄉民以軍火反抗。

傳統的耕作知識,加上新來的難民勞力和政府的農學知識與基本建設資助(如修築鄉村公路和農林水利),令元朗一帶的鄉郊魚塘與菜田興旺,呈現綠油油的生機。70年代石油危機時期,頗多失業的工友下鄉,耕作為生。農業是工業社會的安全閥,半工半農、或工或農,這是目前台灣和南韓都有的生計選擇,在目前的香港則消逝了,在目前的大陸也消逝了。大陸的開放改革學香港,但學不到老港英在80年代之前的一套,反而學了港英在90年代之後的一套地產政治經濟學。

舊時的新填地

舊時香港的都市是新舊與貧富並存的,特別是九龍一帶。即使是填海所得的新區也是貧富共享。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九龍新填地,建設工廠大廈、平民安置區與新的街道,百業興旺,各蒙其利。現今油麻地、大角咀、深水埗、長沙灣一帶,都有舊日的填海地,滋養了幾代庶民。這些新填地都是舊有土地的自然伸延,樓房店舖很多都由舊區居民購買,與原有社區在地理、產業甚至人事上都連成一體,又鄰接商業中心,交通便利。窮人即使蝸居於寒舍陋室,也可輕易在碼頭、工廠、商店、工匠作坊與街頭檔攤尋到生計;子女若是聰明勤奮,可就近到名門學校讀書,謀生與上進之路繁多。上一代的富人可以輕易見到窮人,甚至在樓梯底就有匠人營業或窮人居住,容易有同理心,做事不會太絕。

即使不是填海的新區,舊政府在重新規劃的時候,也刻意在豪華的市中心或高尚住宅區興建若干居屋或公屋(太平山頂除外),如銅鑼灣的勵德邨和赤柱的馬坑邨,務令所有社區都混雜窮人與富人,窮人可與富人共享公共空間(如海景和海濱)及公共資源(如優秀學校及文化設施),促進機會平等及階級交流。

回歸之後,許多朝廷高官與商界鉅子,作態親民之際,都不忘在電視鏡頭前憶述當年棲身大廈閣樓、天台木屋之類的寒酸舊事,然而他們卻忘恩負義,執行新的填海與舊區重建政策,用法律強行大批徵收樓房土地,將窮人自舊區趕走,流放到天水圍之類的公屋荒原。自此,貧民與就業機會及求學上進絕緣,政府用少許福利與津貼,將貧民馴服,為都市供應恆久的下層勞動力。新的填海區,是海港私有化計劃,公有的航道收窄,高樓獨霸海景,新區用高架公路與舊區割裂,天橋只導入豪宅或商廈內層,不入街道。新樓盤的地舖也是由大地產集團的商場擁有,以統一的租賃策略和管理隊伍,維繫士紳化,令往昔街頭的混雜不再存在。

假的工作,真的銀子

城區解體,鄉社離散。漁民、農民、普羅工人、浪蕩者、游散者的生存餘地消逝之後,苦無退路,都失去了抗爭的社區資源,成為孤立無援的個體,服膺於由財閥及政府炮製的經濟和文化秩序,務求單一地、快捷地向最終的收租人(rent-seeker)進貢。

昂貴而單調的生活空間,鋪天蓋地的廣告噪音,遍地開花的大小樓盤,逼走了異質、閒散和社區。不要說文化滋養,庶民連生存都成問題了。女童賣淫(援交)、青年吸毒、壯年自殺,政府假工作,財閥真收銀。

〔註 1〕引述自陶國璋﹕〈孤獨而不寂寞〉,《信報》副刊,200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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