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 混雜香港

陳雲: 混雜香港

香港是雜然紛陳的民初中國，遇上世故老練的英國統治者，以致混雜之中有清明之秩序。混雜保其自由，清明保其理性。斯二者之角力，乃現代社會維繫動態平衡之元素。現代社會並無究竟之目的，不論是共產主義或市場自由主義，都先後證實，並非現代社會之歸宿。現代社會的歸宿，是混雜之中呈現出來的理性。欠缺混雜，欠缺自由，欠缺傻子、瘋子、淫蕩與煙酒，欠缺污穢，欠缺迴旋之餘地，現代社會便陷入專制，以理殺人。
舊時的香港，複合的社會

當民初中國及共產中國走上共和國之路，在破舊立新之際，香港竟然在英國的君主立憲的體制下，得以保舊開新。香港有五四時代的階級及思想混雜，決無五四時代的戰亂，更無共產時代的殺戮。保舊開新，乃新興民族國家現代化成功之訣要，東亞之日本，是其大者，回歸之前的香港，是其小者。香港之現代化可以大部份成功（憲政民主除外），乃歷史之偶然，香港之遺民社會遇上英國統治者，可謂千古奇緣。

英國可說是歐洲的遺民，文化主要融會盎格魯、撒克遜與諾曼法國（Norman French）三族，雜有凱爾特（Celts）及維京（Vikings）的蠻風。英文是混雜語言，源自日耳曼語系，復混雜拉丁文及法文，英國國體是聯合王國（英格蘭、蘇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是融和、漸進與內斂的一路，有世族及權貴階級，整體社會和諧，卻又有評論與異端，而且學術發達。英國容許血汗工廠剝削，也容許馬克思借用博物館研究資本主義。英國人統治香港，有不急於求功、不急於求一致的耐性，甚至有欣賞文化差異與保留本土詭秘的海外殖民者癖好。香港本島的根據地、南九龍及北九龍的新割讓地、新界的租借地，乃至九龍寨城的滿清衛所的軍事保留地，雖然都在皇法之下，卻有不同的對應政策，連調景嶺、北角和土瓜灣的國共兩黨的盤據地，港英也有寬忍的政策，各安其所。港英時代的香港，不是一統（united）的香港，而是複合（composite）的香港。經濟上有重商主義傾向，卻保存中小企業的空間；社會政策在醫療、教育及公屋方面，儘管政府不予明言，已有福利主義的初階。

回歸中共之後，香港走向一統之路，除了「愛國」政治和金融經濟之外，漫無節制的都市化與士紳化，吞噬普羅工人（proletarian workers）、文化創意人、半工半農者（worker-farmer）及農民的生存空間。曾蔭權政府及香港財閥的「地產套現」術，是假設香港將是長期擁有法治、良好治安、商業道德和職業倫理的地方，吸引鄰近地區的人來置業、炒賣資產和旅遊購物，於是將香港布置成一個高速運輸系統連接的大豪宅和大商場。然而，當貧民無路可走，福利標準降低及福利污名化之後，吸毒、自殺和破壞的風氣瀰漫，香港的治安、道德和職業倫理能夠維持多久？地產套現的公式所建基的危險博弈，總有一個臨界的顛撲點（tipping point）。不過，吾人不必為財閥和高官操心，在顛撲點逐漸到臨之前，他們已套現和退休了。任由巧取豪奪，貧富懸殊，置普羅大眾之生存空間於不顧，這是香港在回歸之後，在政治經濟學上最大的不道德。

舊時的旺角，混雜的經濟

最近重溫了方育平的《半邊人》（1983），片中既有最平民日常的生活，如街市賣魚、公屋生活，西方文藝的衝擊，如搖滾樂、藝術電影，以及中國文人傳統的傳承，展示了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文化多元混雜的一面。儘管路過香港的魯迅先生鄙夷此地的庶民文化，長期僑居此地的牟宗三先生在後來卻領會此地的奧妙。牟的香港弟子陶國璋憶述，報章訪問牟宗三先生，問其離開大陸，一個人生活在香港異地，是否感動孤獨。牟回答：「生活是孤獨但不寂寞。」他在台灣講學，許多人慕名來拜訪，要應酬，又聽京戲，生活很熱鬧，卻寫不成書；在香港，語言不通，無人認識，與社會是互不干涉。他對記者說，這種孤獨的心境最清明，家國天下全在心中，這是具體的，亦是感觸的，所以他大部份的書都是在香港寫成。〔註 1〕同期，舊文人繼續詩詞酬唱，不知現代；新哲人會通中西哲學，新文化人引進台灣文藝、存在主義、新浪潮電影等，這些舊的、半新舊的、全新的文化，都混同在庶民的粥粉麵飯和酒色財氣之中。

混雜而互不相干，各行其是，正是香港舊時的生活特色。《半邊人》裡面的香港電影文化中心，位於缽蘭街，廁身於色情架步與棺材舖之間。我在80年代開始筆耕的文化報紙，是《年青人周報》，報社舊址設在缽蘭街十號二樓B座，乃妓院、賭館、水電裝修店林立之地。這是五四時期的各種新舊人物與文化並存的文藝復興氣氛，香港之幸運，是並無五四之運動與紛爭，並行不悖。即使我兒時居住的鄉村，小學有由本地新派的師範教師，有落難來港的大陸文人，村中有舊私塾出身的父老，這種混雜並存的文化氣氛，見證了新舊經濟、新舊建築並存的舊時香港。

在我讀初中地理學的時候，是如此介紹香港的經濟的﹕農業、漁業、石礦業（quarrying）是初級產業，輕工業、航運、修船、轉口等是第二產業，旅遊、商業服務、金融等是第三產業。加上慈善團體的社會企業，形成香港當年穩健的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這些都不是天賜香港的，是政府與民間合力經營得來的。當年的經濟，是包容的（inclusion），互相補足的，不是排斥的（exclusion），彼此隔絕的。漁農業給予香港人自然感應和文化根基，令民生安穩，民心純樸，工業給予香港人企業管理和工作倫理，商業和金融保護香港人辛苦賺得的資金。混雜經濟，英國就是這樣的。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常識，英國是工業革命和金融資本主義的祖宗，很早就掌握透徹，在香港實踐得輕鬆自然，以至不着痕，令香港的不易領會其神髓。回歸之後，港府發動「大都會計劃」的思維，梁錦松說要建設「曼哈頓plus」；曾蔭權要將吸納大陸新富移民，將香港人口提升到一千萬；唐英年說要深港同城化，將香港納入珠三角的一小時生活圈。由於香港與大陸有無法彌合的制度決裂和民情差異，這些建議，無疑可以取得北京中央和香港財閥的歡心，卻是將香港經濟和香港民生送入地獄。

舊時的元朗，興旺的農業

直至70年代，即使大陸積極向香港輸出廉價農產以換取外匯，港英政府依然不敢怠慢本地漁農業。上世紀50年代，大陸赤化，殖民政府為了糧食安全、撫順鄉民和安置難民，大力支援農業，修築水利，建設水塘，務求香港有三個月的糧食自給，以免被共產中國威脅。香港電台也有特別為漁民及農戶製作的節目，如《漁民一週》、《農民一週》和《農村新知》。政府協助漁民和農民組織合作社，元朗石崗菜園村、蕉徑等地的蔬菜產銷合作社（「菜站」），是在這種嘉惠漁農的政策下成立的，頗有（福利國家的）社會主義特色。前漁農處經常請農業專家介紹農產品新品種，講解西洋蔬菜試種、田地施肥、禽畜飼養及防疫的新法。早年港府非常重視漁農生計，以維繫新界鄉區的民心歸附，其中一個原因，是英軍當年在新界接收土地的時候，在錦田遭受鄉民以軍火反抗。

傳統的耕作知識，加上新來的難民勞力和政府的農學知識與基本建設資助（如修築鄉村公路和農林水利），令元朗一帶的鄉郊魚塘與菜田興旺，呈現綠油油的生機。70年代石油危機時期，頗多失業的工友下鄉，耕作為生。農業是工業社會的安全閥，半工半農、或工或農，這是目前台灣和南韓都有的生計選擇，在目前的香港則消逝了，在目前的大陸也消逝了。大陸的開放改革學香港，但學不到老港英在80年代之前的一套，反而學了港英在90年代之後的一套地產政治經濟學。

舊時的新填地

舊時香港的都市是新舊與貧富並存的，特別是九龍一帶。即使是填海所得的新區也是貧富共享。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九龍新填地，建設工廠大廈、平民安置區與新的街道，百業興旺，各蒙其利。現今油麻地、大角咀、深水埗、長沙灣一帶，都有舊日的填海地，滋養了幾代庶民。這些新填地都是舊有土地的自然伸延，樓房店舖很多都由舊區居民購買，與原有社區在地理、產業甚至人事上都連成一體，又鄰接商業中心，交通便利。窮人即使蝸居於寒舍陋室，也可輕易在碼頭、工廠、商店、工匠作坊與街頭檔攤尋到生計；子女若是聰明勤奮，可就近到名門學校讀書，謀生與上進之路繁多。上一代的富人可以輕易見到窮人，甚至在樓梯底就有匠人營業或窮人居住，容易有同理心，做事不會太絕。

即使不是填海的新區，舊政府在重新規劃的時候，也刻意在豪華的市中心或高尚住宅區興建若干居屋或公屋（太平山頂除外），如銅鑼灣的勵德邨和赤柱的馬坑邨，務令所有社區都混雜窮人與富人，窮人可與富人共享公共空間（如海景和海濱）及公共資源（如優秀學校及文化設施），促進機會平等及階級交流。

回歸之後，許多朝廷高官與商界鉅子，作態親民之際，都不忘在電視鏡頭前憶述當年棲身大廈閣樓、天台木屋之類的寒酸舊事，然而他們卻忘恩負義，執行新的填海與舊區重建政策，用法律強行大批徵收樓房土地，將窮人自舊區趕走，流放到天水圍之類的公屋荒原。自此，貧民與就業機會及求學上進絕緣，政府用少許福利與津貼，將貧民馴服，為都市供應恆久的下層勞動力。新的填海區，是海港私有化計劃，公有的航道收窄，高樓獨霸海景，新區用高架公路與舊區割裂，天橋只導入豪宅或商廈內層，不入街道。新樓盤的地舖也是由大地產集團的商場擁有，以統一的租賃策略和管理隊伍，維繫士紳化，令往昔街頭的混雜不再存在。

假的工作，真的銀子

城區解體，鄉社離散。漁民、農民、普羅工人、浪蕩者、游散者的生存餘地消逝之後，苦無退路，都失去了抗爭的社區資源，成為孤立無援的個體，服膺於由財閥及政府炮製的經濟和文化秩序，務求單一地、快捷地向最終的收租人（rent-seeker）進貢。

昂貴而單調的生活空間，鋪天蓋地的廣告噪音，遍地開花的大小樓盤，逼走了異質、閒散和社區。不要說文化滋養，庶民連生存都成問題了。女童賣淫（援交）、青年吸毒、壯年自殺，政府假工作，財閥真收銀。

〔註 1〕引述自陶國璋﹕〈孤獨而不寂寞〉，《信報》副刊，2009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