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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太后致教宗書

  • 溯洄從之

  •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致諭於 因諾曾爵
    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主聖父座前竊念烈納本中國
      女子忝處皇宮惟知閫中之禮未諳域外之教賴有
      耶穌會士瞿紗微在我皇朝敷揚
    聖教傳聞自外予始知之遂爾信心狀領聖洗使
     皇太后瑪利亞
     中宮皇后亞納及
     皇太子當定并請入教領聖洗參年於茲矣雖知瀝血披誠
      未獲涓埃答報每思恭詣
     聖父座前親領聖誨慮茲遠國難臻仰風徒切伏乞
     聖父向
    天主前憐我等罪人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更望
     聖父與聖而公一教之會代求
    大主保佑我國中興太平俾我
    大明第拾捌代帝
    太祖第拾貳世孫
     主臣等悉知敬
    真主耶穌更冀
     聖父多送
    耶穌會士來廣傳
    聖教如斯諸事俱惟憐念種種眷慕非口所宣今有
    耶穌會士卜彌格知我中國事情即令回國致言我之差
     聖父前復能詳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來到
     聖伯多祿聖保祿臺前致儀行禮伏望
    聖慈鑒茲愚悃特諭

      永曆四年十月十一日


    黃一農, 南明永曆朝廷與天主教:

     天主教在永曆朝中的發展,由於出現異族入侵、太子受洗以及遣使赴歐等戲劇性的情節,一直吸引了中外古今許多人的濃厚興趣,更萌發奉教人士無限的想像與悵惘,因此成為幾乎每一本綜論中國天主教史的著述均不能不提及的內容。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相關的期刊論文更是汗牛充棟。然而,學界對龐雜的中外文獻的梳理和辨讀,卻一直無法有效突破。筆者在此文中首先整合前人的成果,接著,在爬梳大量的南明史料並藉助網路搜尋的強大功能之後,嘗試透過嚴肅的邏輯思辨和歷史考證,將中、西文史料加以會通,並對相關的史事進行深度解析,希望能將永曆朝天主教史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較高的層次。

      文中首度理清兩宮和皇后受洗的時間及其環境背景,根據前文的討論,天主教的傳教工作在永曆二年(1648)春達到高峰,當時帝在桂林,正為朝廷的存續艱苦掙扎,而奉教的司禮太監龐天壽則受命扈從王、馬兩太后以及已懷孕的王皇后僻居在大後方的南寧,面對徬徨灰暗的未來,被許多人認為有能力或管道引進西方先進火器的耶穌會士,很可能觸發內廷的某些遐想。在這種特殊的背景環境之下,瞿安德終於二年三月說服王、馬兩太后以及王皇后入教。

      返回南寧後始得知此事的永曆帝,並未反對兩宮的宗教選擇,但他本身則不願入教。永曆二年(1648)四月,皇后生皇三子慈炫(前人多誤其為皇長子,且誤以他是第一個被冊立的太子,又,清人文獻因避康熙帝名諱,而逕改其名為慈烜);七月,此子在王太后的主導以及皇帝的允許之下亦受洗。八月,還蹕肇慶後,天主教在永曆朝廷的發展達到高峰,因透過龐天壽的舉薦,瞿安德獲掌欽天監事,而龐天壽在其所提督的勇衛軍中,亦起用天主教的符識,永曆帝當時也曾利用這些關係向信奉天主教的澳門當局請求軍援。但因澳門當局頗為看重與清朝佔領區之間的貿易往來,且對南明政權的存續欠缺信心,故並未積極進行軍事介入。

      當時兩廣和澳門均同屬耶穌會的日本省,在日本幕府殘酷迫害奉教人士之後,該省的注意力即放在永曆朝廷之上。但另一方面,在滿清政權中已站穩腳步的中國副省,因擔心會妨礙其發展,遂堅決反對繼續支持南明。耶穌會士湯若望當時不僅率奉教天文家在清欽天監的權力鬥爭中取得絕對優勢,更很快成為貳臣群體中的重要份子,且與順治帝和太后等皇族建立相當不錯的個人關係 。順治七年(1650),清帝還頒布有名的容教敕書 。

      隨著局勢的惡化,永曆帝於四年(1650)正月撤離肇慶,暫遷至廣西梧州。十月,眼看傾頹在即的王太后和龐天壽遂決定私遣耶穌會士卜彌格使歐,隨行的只有一位奉教的游擊陳安德,在卜彌格所攜去的信中均有意地將尚未被冊立為東宮的慈炫稱作皇太子,期盼能獲得教皇、耶穌會總會長以及其它天主教國家的同情與幫忙。就在卜彌格離開澳門的一個多月前,廣州和桂林相繼陷落,但他在歐洲時卻從不曾提及此一窘況,原因應為避免對其「出使」之事產生負面影響 。

      雖然先前已有頗多學者論述卜彌格「出使」事件中雙方往還的函件,但對其內容卻一直仍有許多辨識錯誤或隱晦難明之處。本文因此重新檢閱了相關的原始文獻,並提出許多新的理解與詮釋:如對兩宮的尊號和徽號做了遠較前人細緻的討論;釐清王太后致教皇書中所稱「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來到聖伯多祿、聖保祿臺前」句的深意;還原耶穌會總會長答王太后書中「效昔唐代文、玄、高、建諸帝」句之所以混用諡號、廟號和年號的原因;完整解讀出龐天壽致「大宗相公若望路我」以及威尼斯共和國諸公拜帖上的文字;論證在耶穌會檔案館所發現的一件永曆太后致瞿安德的手諭乃馬太后所書,而非先前所認為的王太后……。

      永曆五年 (1651),信教最堅的王太后以及瞿安德先後去世,而卜彌格亦因葡屬印度官員反對其任務,而不被允許搭船返歐。或因滿清政權已然鞏固,且中國副省的教務工作日益蓬勃,耶穌會因此在瞿安德過世之後,就不再派人至南明。而龐天壽對永曆朝的態度可能亦於稍後發生轉變,如在孫可望於六年迎帝駐蹕安龍之後,原為內廷親信的龐天壽與權宦馬吉翔同媚可望,甚至還共謀逼帝禪位,八年,大學士吳貞毓等因此欲潛招李定國率軍入衛,事洩,有十八位廷臣被可望所殺,馬吉翔與龐天壽等人當時亦曾想藉此事廢后,經王皇后在帝前哭訴始免。

      至於身負眾望的慈炫,於永曆五年(1651)十月正式被冊立為東宮(先前文獻對此一時間眾說紛紜),其教名「當定」原就是取君士坦丁大帝之名的諧音,耶穌會士期許他將來能效法該羅馬君王,大力支持天主教的發展,但他在成長過程中的表現,卻頗令教會失望。

      1651年冬,卜彌格與陳安德從陸路潛離印度,並在地中海邊搭船經威尼斯抵達羅馬。但其任務曾否獲明廷正式授權,卻遭到嚴重質疑,尤其,當時耶穌會正因「中國禮儀之爭」而與許多教會中人產生激烈爭執。即使是在耶穌會中,卜彌格亦未能獲得足夠支持,此因他屢次抗命以致得罪了總會長,且北京的會士也在清廷的支持下派遣衛匡國 (Martin Martini, 1614-1661) 於1653年8月趕抵歐洲,表示反對支持南明。1655年12月,新上任的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終於接見卜彌格,並交給他兩封分別致王太后和龐天壽的回信,但其中盡只是應酬式的內容。

      自稱代表明廷「出使」的卜彌格,於1656年3月搭船離開里斯本,隨身攜帶著兩封教皇的覆書、六封耶穌會總會長致明廷中人的信、兩封葡萄牙國王約翰四世致永曆帝和龐天壽的信,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r. 1643-1715) 據說當時亦曾致函皇太后,其中葡王或是唯一有具體回應的,他應允將提供明廷軍援。

      但當卜彌格返回東方時,澳門當局明白表示不歡迎他借道,以避免危害其正與清人建立的友好關係,卜彌格不得已轉赴安南,在此,他得知了王太后和龐天壽的死訊。當時耶穌會的日本省或中國副省都不承認卜彌格為其成員,無助的卜彌格輾轉進入中國,1659年8月22日(永曆十三年七月五日)終因勞頓而死於邊境,卒時只有陳安德陪伴在側。康熙元年(1662)四月,永曆帝與太子俱死於雲南,至於馬太后與王皇后的出處,有稱同時被殺,有稱自殺(如屬實,則違反天主教誡律),亦有稱被俘至北京,不知孰是。

      相對於許多陸續背離南明的漢人文臣武將,一往無前為永曆朝廷奔波效死的波蘭人卜彌格,似乎十分特出。他一方面希冀能為他所崇奉的天主建立在中國的基業,另一方面,也或為其個人的終生志業追求一個圓夢的可能。

      在卜彌格去世後的次月,教廷在遠東的傳教組織出現重大變革,原先在保教權(Padroado) 規定之下由葡萄牙(負責亞洲大陸的大部分)和西班牙(負責菲律賓等地)負責的傳教區,均轉由直屬教廷的傳信部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管理。1659-1660年間,教廷分別成立了東京(管雲、黔、湖、桂、川及今越南北部和寮國等地)、交趾(管閩、浙、贛、粵及今越南南部等地)和南京(管蘇、豫、晉、魯、陜和東北、朝鮮等地)三宗座代牧區,由教皇任命權責視同主教的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以直接掌控所有的傳教工作。從此,葡萄牙(以支持耶穌會為主)、法國(耶穌會、巴黎外方傳教會)、西班牙(道明會、方濟會、奧斯定會)以及傳信部所分別派遣的傳教士混見在中國和中南半島等地,而各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各會間的長期矛盾,亦不斷對天主教的傳教事業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當時因許多亞洲國家均對歐人所帶來的貿易利潤、物質文明或先進火器感到興趣,故傳教士即嘗試利用此種需求來協助宣教的活動。如暹羅國王 Chao Narai (r. 1658-1688) 就曾在法籍耶穌會士的從中安排之下,僱用了一支數百人的法國部隊駐紮在曼谷等要塞,其中二十四人甚至被選任為皇家禁衛隊,兩國且數次遣使往還。傳教士不僅被允許自由傳教,他們還曾以路易十四的名義積極勸說國王入教,惟未如願,但部分耶穌會士卻在法國製造出暹羅國王即將奉教的假象。Narai 的門戶開放政策,終在他病卒之後激起以信奉佛教為主的反對人士的反彈,將法國勢力徹底掃除。

      類似永曆朝「王子皈依記」式的故事,也曾出現在安南。1771年,阮惠 (Nguyen Hue, 1752-1792) 率農民軍起事,經十餘年的爭戰終於推翻黎氏王朝,黎王外孫阮福映 (Nguyen Anh, r. 1802-1820) 為謀求復仇,遂請法國籍主教百多祿 (Pierre Pigneau de Béhaine, 1741-1799) 攜其長子阮景 (Nguyen Canh, 1780-1801) 至歐洲求助,百多祿於1787年代表阮福映與法王路易十六 (Louis XVI, r. 1774-1792) 簽訂合約,同意割讓兩處貿易港,交換條件是法國必須提供軍援。但由於當時法國恰發生大革命,皇室被廢,而新政府亦無暇它顧,因此並不曾履約。百多祿於是以私人身分招募傭兵助戰,1803年,阮福映終於滅了安南。奉天主教的阮景雖於1793年被立為東宮,卻不幸因出天花而已於1801年薨,令傳教士在東方扶持一位天主教君主的努力再度破碎。

      十六世紀以來,為因應基督新教的持續擴張,天主教亦派出大量菁英赴世界各地傳教,雖在亞洲各國偶見佳績,但終因各種文化、宗教或經濟上的因素而遭到失敗,甚至陸續被逐出或禁絕,只有在菲律賓等少數地區,因西班牙殖民政策的護持而得以生根。十九世紀中葉,基督宗教重新在中國等亞洲地區發展,但卻被許多人視作西方帝國主義的一部分,遂使基督宗教迄今仍在大多數的亞洲國家被視為「外來」宗教,而無法取得類似佛教內化成「本土」宗教的結果,其原因頗值得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宋人張昇有闋相當有名的〈離亭燕〉詞,寫江山秋色兼抒懷古之情,其中「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句,尤極蒼涼蕭遠之至。本文所論及的歐洲天主教與遙遠東方王室之間的故事,長久以來都是膾炙人口的「漁樵閑話」。做為一位歷史工作者,我們有責任努力去還原史事的真相,令這些眾人感興趣的「漁樵閑話」不致以訛傳訛,或許我們也能有機會去更豐富其故事內容和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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