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安邑案》

0/ 乾隆十二年初，山西安邑縣鄉民因官府追收錢糧，引發民變。鄉民聚眾赴縣，拆牌坊，燒城門，要脅縣官釋放被押鄉民，懲革書吏衙役。結果事件驚動朝廷，乾隆派了欽差大臣訥親，率領駐太原的滿兵來「支援」。

安邑案發生的當兒，附近的萬泉縣也發生民變。山西巡撫愛必達和欽差大臣從事件爆發到善後，不繼向皇帝上奏，報告事情的進展，前後共二十一件之多。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把相關奏折輯錄出來，連同萬泉案的奏折，編成《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十三冊》。

1/ 鄉間社會其實並非想象中的平靜，鄉村間的武裝衝突不時發生。官府不插手，這些民間衝突說不定會做成後患無窮的積怨，可是官府一插手，弄不好馬上就激成民變。到底甚麼程度，官府才應插手，如何插手，倒是為政的藝術。地方官的不成文的工作之一，就是平息紛爭，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然而朝廷對民變一事的認真程度卻非比尋常，法律對有關官員的要求極為嚴厲。乾隆十一年的《大清律集解附例》軍政卷十四激變良民一條：

「凡有司牧民之官，平日失於撫字，又非法行事，使之不堪，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監候；止反叛而城池未陷者，依守禦官撫綏無方致軍人反叛，按充軍律奏請。」

針對山西省，《大清律》在上述激變良民一條下，還有特別條款：

「條例：山陝兩省刁惡頑梗之輩，假地方公事強行出頭，逼勒平民約會抗糧，聚眾聯謀，歛錢搆訟，抗官塞署，或有冤抑，不於上司控告，擅自聚眾至四五十人者，地方官與同城武職無論是非曲直，拏解審究為首者，照光棍例擬斬立決，為從者擬絞監候。其逼勒同行之人，杖一百。承審官若不將實在為首之人擬罪，混行指人為首者，革職從重治罪。其同城專汛武職不行掄拏，及該地方文職不能彈壓撫恤，俱革其職。該管之文武上司官徇態不即申報，該督撫提鎮如不行題參者，俱交該部照例議處。」

巡撫愛必達上任不足一年就遇上安邑萬泉兩遭驚動朝廷的民變，可謂命蹇時乖。恰恰遇著剛剛，欽差大臣訥親原來是巡撫愛必達的兄長。讀這些奏折，最有趣的地方，在於看這兩個官場老手如何大事化小，官官相護：巡撫愛必達一面維護下屬，一面推卸責任－－找人頂罪是少不免的；訥親一面嚴詞申叱，一面轉彎抺角替他避重就輕，小罵大幫忙。

五月二十一日訥親奏折（件二十二）：

「臣初至萬泉，察知情節，曾向愛必達云：起身時據爾所奏情形，不知奸民作何謀為勾結，及至此查看，不但爾之措置失直，以致不能訊速完結，即所奏情形亦未體察得其真實。封疆大吏中，豈有似爾既不能辦，並不能查，如此輕率之人！

（朱批：此不得謂愛必達張皇失措，蓋事後看之固為易，使愛必達不據實奏聞，辦理不如此持重，則當不知更生何變端也。......又如（前任巡撫）阿里袞若在山西，此事亦未必能逃處分，今則愛必達當之，愛必達固不得辭罪，然亦其命有否泰耳。凡此皆塞翁之諭，足見宦海風波也。）」

妙就妙在連乾隆皇帝也認為愛必達受的是無妄之災，算他不幸。



2/ 安邑縣位於山西省解州，在山西省西南方。乾隆《解州安邑縣志》：

「雍正二年，改解州為直隸州，縣為州屬首邑，定衝繁難調缺。」

所謂衝繁難調缺，是清人的官場術語，對州縣官缺的描述。缺就是官職，所以有肥缺、出缺、空缺等詞。衝缺指該缺轄縣為交通樞紐，繁缺指該缺公務繁多，難缺表示該縣之民風暴戾易於犯罪。調缺指該缺需要經驗深厚的人員才能勝任，得從其他縣調來擔任。把安邑縣缺定為衝繁難調缺，換句話說，自從山西進行地方行政改革，在體制上已經認定安邑縣行政非常棘手。

乾隆年間解州知州言如泗在〈安邑縣志序〉裡說得很明白：

「安邑為解州首邑，號稱難治。曩余任聞喜，以郵傳鱗次，因悉其賦重差繁，民俗強悍。兼有運城要地，其間所以更張而調劑之者，固亦多矣。」

言如泗說他未上任，已聽到安邑「賦重差繁，民俗強悍」。似乎安邑難治，人盡皆知。就連之前應付過縣民「性悍使氣」的萬泉知縣，後來調任安邑知縣的呂[水臨]，也在他所撰的〈安邑縣志序〉裡說：

「邑有鹽池，長五十餘里，西隸解州，而安為解屬邑。瀕池即邑之運城，益利藪也。故商民雜處，俗競錐刀。[水臨]自壬午夏由萬泉奉憲調任蒞此，見案牘塵積，訐訟飆起，因喟然曰：夫政弛則民偷，民偷則刁誑肆作，庶獄繁，罔識畏忌。非有以掃除而更張之力，為之懲創焉不可。」

這表示安邑地方上官民之間長期有緊張關係。


3/ 事件的起因據欽差大臣訥親的啟奏：

「緣張遠身充邵村新舊門頭總催，抗欠歷年錢糧。懷恨差役催追，屢次需索。又恨戶房喬大明為 下郭村糧戶 分甲錢糧，無可兜收挪移，又因本年二兩以上新糧開催，各村人心不悅，起意糾眾赴縣哄鬧。」

除了利用里甲，當時的縣官還有一種流行的收稅辦法，是把若干人戶組成一組，依欠稅多少列成滾單，找欠稅最多的人充當徵稅代理人──催頭。欠稅繳足，則由下個尚欠稅最多的人充任。張遠很可能正是身充這類徵稅代理人。山西巡撫愛必達據四月二日河東報告(件五)，說得更清楚：

「該縣輕信衙役…….典史陸祖齡按里出簽五十五枝催比錢糧，簽差張升等下鄉鎖押，需索得贓可證。其傾銷錢糧，縱令銀匠勒索火錢，出借倉榖，平出高收，民怨沸騰。今年三月內，又聽總書喬大明之言，民戶錢糧欠二兩以上者，按戶簽拿鎖押，以致眾民忿怒莫過。」

顯然，知縣佟俊相當急於收回屢欠錢糧。州縣官考成以收稅為要項，自然特別著力。但個中原因可能更複雜。愛必達在三月二十七日的奏折中提到，照知縣佟俊報告 (件四)：

「(村民) 又復前來，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錢糧，不許差役催追舊欠，卑職諭以奉旨明年赦免，久經示諭。」

免除賦稅，對州縣的經費影響至大。佟浚，正藍旗漢軍進士，乾隆九年任安邑知縣，當時已值四年，佟俊之所以急於把欠稅馬上追繳收，可能為明年之大計，預早籌謀經費或為了填補虧空也說不定。（六部成語註解吏部條：「大計：外省之官三年考察一次謂之大計。」）

這次事件的成因，在當地似乎有不同理解。乾隆二十年所修的蒲州府志，卷二十三事紀有以下記載：

「(乾隆) 十一年，萬泉民變。初官府欲歸丁於糧，民以其不便，不肯從。官迫行之，於是大訌，入城邑與官相抗。同時，解之安邑亦然。幾月餘始散去，明年誅其首事者，餘亦多所連坐，旋知所儆云。」

所謂「歸丁於糧，民以其不便」，其實是民戶與鹽戶對分開兩者攤丁還是合計攤丁的爭執。安邑的民鹽戶口比例民八鹽二，跟萬泉民九鹽一，比例相若。而且是次抗糧的村落均在安邑北郊，與萬泉相連，兩縣同時發生民變，緣於因攤丁爭執而引起地方緊張，亦未必沒有可能，雖然奏折上無片言隻字，顯示安邑抗糧跟攤丁入畝的推行有關（此事可能觸及政治忌諱，故此刻意迴避，也未可知）。


4/ 是次抗糧的村落均在安邑北郊，跟蒲州萬泉相距不遠。重修《萬泉縣志》康熙時知縣瞿亮邦序，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相信也可適用於安邑北郊：

「明季兵荒，(戶口)疊告遷徙流亡，僅存四千餘丁。丁徭不敷，補以地門兩差。通邑九里半，鹽籍居其一，向供撈鹽之役，幸而得免。民則無論有丁無丁，地差均辦至門差銀八有奇。以流民之不成丁者，列於各里甲版籍之末，別之曰寄莊。計糧一石，又徵門銀二錢，不無偏苦。甚而差去徭存，子子孫孫包賠無已。今天子仁聖，賜赦蠲租，發帑截留，屢頒渙汗。倘異日翠華西幸，采風問俗，後之君子即以此志，呈憲轉呈御覽，惻然念寄莊門差之重，因得照江南坍江地糧之例，一旦豁除，則此志也，其亦王道之一助乎？謹附於簡端，敬告繼賢之留心民瘼者！」

鹽籍丁數少而攤分之比例大，不滿之情可知。

此段話一方面表達了民戶負擔之重，另一方面知縣要希望以例外方法，「後之君子即以此志，呈憲轉呈御覽，惻然念寄莊門差之重，因得照江南坍江地糧之例，一旦豁除，則此志也，其亦王道之一助乎？」由此亦可見州縣官之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