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已無張居正

樂遊, 重讀《萬曆十五年》 (撮):

平易近人是本書成功的地方。這兒所指不是作者遷就讀者程度而把歷史事件及制度simplify(作者當然有如此處理)，而是指作者的筆法使讀者能從參與者的角度感受到各種事情或課題對人的影響。如「經筵」一事，作者處理這種制度時，他以其筆觸和平實的分析讓讀者從萬曆的眼中明白經筵為何物，進而體會經筵的沉悶和無聊，再引領讀者進入申時行的思維，領會經筵在當時人心目中的地位。作者把萬曆等主角視作有血有肉的人，以文字帶領讀者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從他們的角度觀察事情，聆聽各人的在皇城之下的無奈。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等人都大志未竟，都有不為外人道的悲情。六個人物，六個悲劇，而六個悲劇就是一個皇朝以至民族悲劇收場的「總紀錄」。

人們一般以為皇帝控制官僚體制，控制朝廷，作者明確告訴我們皇帝只是一種制度，甚至視之為整個制度的一個配件，至少官僚體制如此看他，亦要求他這樣看自己。官僚用道德教條對皇帝進行教育、勸諫其實是要求他跟隨整部機器的運作原則(道德)來操作，如此做法無可厚非，但問題是這種「文官意志」影響之大不單及於古代皇朝，更控制了近百年的我們對自身歷史的看法。找回會考的記憶，課程對明武宗、明神宗的評價是甚麼？「n年不上朝，怠於政事，昏庸無能」，這些「道德評價」不正是當時文官的觀點嗎？我們不是受老師教導，而是像明神宗般受張居正教導。兩位君主的確不是甚麼黽勉勤政的傢伙，但是我們的教育也不應是滿足於用當時官僚的眼光去看事情吧。再者，假如朝廷如一間公司，甲部門為文官，他們欲以甚麼勤政等原則要求乙部門out of order的皇帝復工，天經地義，但是現在我們以局外人身分了解這間公司的問題時居然用甲部門的原則和視角去研究，並以此為問題之全部，根本是不合理的。這種視角能夠解決的問題是很少的，例如唸書時侯，我心中已問幾十年唔上朝，個國家又運作到概？作者給出了一個用道德評價不能給予的合理解釋。一個以數百年前的「文官意志」觀察事物的學科，怎會被人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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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萬曆十五年:

和其他歷史書不同，「萬曆」一書沒有其他學術著作那種大條道理的嚴謹分析；「萬曆」一書亦不像其他通俗簡介式讀物，希望為某個時期的歷史提供一個大約的圖像。相反，「萬曆」一書以明朝「萬曆十五」年為主軸，試圖以剖析這年間左右的政治人物更替，試圖指出中國這古老帝國在制度上的問題。
　　
　　不懂亦不想討論歷史。只是希望指出書中的一個重點﹕制度的制約。
　　
　　在「萬曆」中，黃先生提出，由於明朝的政治制度為中央集權，所以中央指令難以下達於地方；亦由於明朝政治中重文臣輕武人，所以文臣(作為一個集團)對政府以至王帝有強大的制約作用。
　　
　　在黃先生的論述下，我們了解到所有明朝政府的施政均靠文臣以落實；文臣不團結，又或是對政策不滿，文臣集團就可利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來阻礙施政的效度。又因為文臣集團以自身利益為目標；所以所有觸動到此利益的改革均難以施展。
　　
　　在「萬曆」中，黃先生的聰明在於，他一方面讓讀者看到 首輔(類似宰相的職位) 張居正施以強人統治，希望以圖改革，另一方面，我們亦可看到張居正的繼任人 申時行施以懷柔政策，希望團結文臣，改善施政效度----透過兩種不同風格的改革手段(及展現其如何失敗)，黃先生讓我們了解到改革的困難，讓我們看到文臣集團的力量。同時，黃先生亦讓我們看到制度(作為一種制約)如何限制及強迫我們制定策略，開展行動。
　　
　　在書中，黃先生雖然只約略於後記中提及其書的「現代意義」。不過，中國政治現在仍然是中央集權模式，而所有團體 (香港政府就是一例)或多或少均需倚賴其自身的利益集團運作。因此，我們不難了解「萬曆」一書的意義；我們更不難了解為何林煥光先生為何特別推薦這部歷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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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網上書評不同，我沒有著眼於所謂的大歷史。因為，在讀 黃先生的書時，我看到的是 經濟學上的制度學派，與及張五常就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評論。
　　
　　在制度學派裡頭，其中一個大課題是「官僚的自利行為如何影響政策」；在中國的政治研究中(無論是 政治制度學派或是張五常的經濟學制度學派)，中國政治制度如何影響往後的制度改革更是一個最重要的課題。
　　
　　在這批理論中，有關改革的討論重點在於 如何以官僚/共產黨的利益引誘其進行自身改革 (在新左派裡頭，則再加上 如何確保改善不會影響社會及政治穩定，亦即要保障改革進程不受政治及社會因素影響)。
　　
　　不想探討這批理論。想講的，只是許多學問，到頭來其實有其共同根源有其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