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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er: all quotes here are fiddled, probably.)

山西票號 (存錄)


(來源:《光明日報》光明網: 文史天地)

山西票號的興起與没落
科大衛
2005年11月22日

  山西票號是20世紀以前中國最富盛名的銀行。雖然稱之為“票號”,然其業務不止於匯兌,其經營性質是家庭或家族控股的企業。擁有票號的家庭或家族,亦擁有田產和其他生意。山西票號的經營範圍雖然遍布於山西內外 (按: 全國各大城市), 但仍以山西為老巢,且多集中於平遙、祁縣和太谷。今天能見到的票號遺留下來的通信很明顯地說明,各地票號活動需要依賴其與山西老家間的關係並要竭力維持這種關係。這種關係或許不止停留於情感層面﹔老家,很可能就是銀行業務關鍵性的匯劃地點。

  關於山西票號之來源尚無定論。有說其起源於明代的鹽業,因山西之出口商業而得以擴充,至十九世紀發展成為清政府的匯兌機構。由此觀點推衍,山西票號的失敗,可以歸咎於辛亥革命後政府款項另有匯兌的渠道。這一論點的弱點,在於即使政府款項的匯兌改由他途,仍然未能解釋為何山西票號不能應變求存。須知,辛亥革命後,其他地方上的銀行,尤其是上海成立的地方銀行(錢莊),繼續生存到1910—1920年。

  在銀行業務中,信用固然舉足輕重,而悠久的傳統對於建立信用則很有助益。儘管山西票號 號稱傳統久遠,我們卻很少見到關於十九世紀以前大量匯兌的資料。在此之前,銀行的業務大概以借貸或找換為主----找換的需求緣於清代(而非明代)雙貨幣的流通 (按:銅錢和白銀)。近日的研究指出,關鍵性的變化在太平軍之後方見端倪。正如黃鑒輝先生所說,1820—1830年,有些在中國各地建立了分號的山西票號就已經替政府匯款。但是,直至太平軍興起後,由於白銀運京的困難,它們才替地方督撫運交稅項。此後,稅收之交運變成山西票號的重要業務。

  太平軍興起後清廷稅收的轉變,實為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長期以來,南北貿易並不平衡。北方的逆差,有賴南方的稅收來填補。南方的稅收以匯票支付,北京的票號則需要收購白銀兌現匯票。北京收購的白銀大約絕大多數來自於北方。匯票抬高了北京的銀價。京城附近,甚至東北各省多年來積聚的白銀都流向北京。同時,太平軍興起後北京實際稅收的減少,令北方入不敷出。由於銀價兌換銅錢升值,商人寧願把銅錢運到其他有利可圖的地方兌換。這樣,市面流失的金屬貨幣得不到有效補償,商人只好以支票來代替。然而,紙鈔流行更引起金屬貨幣的囤積。當時的艱難處境是:市面流通的是紙幣 ﹔但紙幣沒有法定的規律,流通範圍狹窄。吉林將軍長順在光緒十四年的奏折反映了這種情況帶來的後果。奏折稱:“鄉民駝運糧米入城,非抹兌竟無售處,換回攜帖回鄉,又無用處。”抹兌就是當地商人發行的流通面窄的鈔票。金屬貨幣缺乏,加之紙幣流通不暢導致了市面的蕭條。

  雖然運交稅收是山西票號的重要業務,但在太平天國後的幾十年裡,沿海貿易的迅速復興則為其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中國沿海貿易的興起,與西方一樣,歸功於交通與通訊革命所引發的價格下降。除此之外,十九世紀後半期輪船、鐵路、電報、郵政局的引入還大大縮短了通訊的時間。通訊業的膨脹強勁地沖擊了中國國內的貿易。此時,歷史環境的大變化在小小的尺牘課本上亦見投影:在數量日益增加的尺牘課本中,匯款就是最為普遍的內容。與此同時,甲午戰爭導致的後果之一,是政府匯兌的大量增加。戰爭賠償、興建鐵路、建立新軍都需要大量的官帑,不管是“捐”、“攤派”,還是正規的稅收,大量款項的匯兌給山西票號以發展事業的機會。

  但是,沿海貿易的興起,對山西票號的發展,也有兩個負面影響。其一,山西票號之為山西票號,一則出於它們是山西人經營的票號,另一則是因為山西票號之匯劃制度,以山西省老家的鄉鎮和縣城作為中心。須知,銀行制度最重要的環節,就是銀行與銀行的核算 (按: 匯劃結算)。這種核算,不止書面賬目需要平衡,收支盈餘還要以現銀結算。一直以來,山西票號在全國經營,但是各分號的核算還是在山西平遙、祁縣和太谷。因為有了穩定的核算制度,山西票號可以在南北貿易之間,作為銀行的銀行而運作。當北京是全國白銀的積聚中心時,這個銀行中心建立在近旁的山西省內,有其道理 (按: 為甚麼不設在北京, 而設在山西鄉間? 因為怕官更甚於怕賊.)。然而,當沿海貿易興起時,白銀流向上海,銀行中心也隨之而轉移。從清末開始,上海的錢莊為以上海為據點的貿易提供了匯劃核算。辛亥革命後,當北京調節稅收的作用也被取締後,山西作為銀行中心的作用就隨之下降。這並不意味著經營票號的家庭一定沒落,因為上海的錢莊也有所謂山西幫。此時的改變,只是重心的轉移而已。

  其二,票號的沒落,敗於其與現代化銀行的競爭。票號是家庭式企業,而現代化則是應法律的根據而誕生。兩者間的差別不僅在於管理﹔更在於集資----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不管關係網範圍多廣,家庭式銀行的集資主要還是圍繞親戚朋友而展開。資本的來源依賴個人的信用。而扎根於法律的根據的集資方式,賦予投資者法定的權利,明晰與劃分產權和管理權,使得股東在委任管理人員和分配利潤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保障。從而,開啟了向素未謀面的陌生人集資的方便之門。這是國家可以給資本市場提供的最起碼的幫助。辛亥革命以後,中國銀行就是按照這樣的方式而建設的,因此在財力上遠遠超過任何山西票號。銀行除了發行股票外,還可以在國債的運作過程中扮演發行鈔票的角色。在這方面,山西票號也沒有競爭的條件。中國銀行還以其資本開發各地的分行,爭奪最後能與其競爭的票號的匯兌業務。由此觀之,山西票號之成敗,實為中國企業早期現代化、國際化進程中的一段插曲。



(加了幾句按語. 文章可能是講座的筆錄也說不定. 最後一句有點可疑. 也可能是我失眠心煩又多疑所致)

1 Comments:

:: Blogger 思兼 (30.04.06, 16:34   ) sa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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