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錫木評馮象新譯摩西五經 (存錄)

《時代論壇》第一○二四期. 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每週專論.

黃錫木, 一部非信徒翻譯的聖經－－評馮象譯注《摩西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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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不能夠單單從學術自由或知識產權的角度來看的，亦有群體感情的主觀層面；但那又不完全是非理性，而是建基於（教會）歷史和群體的信仰生活裡的。然而，這是否說：譯經是教會的專利嗎？──或如馮先生問：『信仰是否有助於譯者的理解和表達呢？』……」（圖：德．Duck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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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象譯注《摩西五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六）




馮象先生（博士）的《摩西五經》（簡稱馮譯）是我近期閱讀的書中最有意思和有味道的中文創作──是的，翻譯也是創作，特別像馮先生這類文學翻譯。

　　聖經的譯本多的是，英譯本就有數十本在市面上通行，而中文譯本也有將近十部。這些譯本若不是聖經翻譯機構翻譯，就是信徒努力的成果。馮譯在多方面都是一部與眾不同的傑作。馮先生既非教內人士，亦非傳統訓練的聖經學者，但他具備西方的中古文學和語文極為出色的訓練，並個人在聖經研究上的嚴謹自學，慨歎：「中文舊譯舛誤太多，無文學地位，希望改變這不理想的狀況。」（頁ix）

馮譯的翻譯原則

　　馮譯的原則在序言清楚說明：「回到原文善本，重新理解迻譯；即在舊譯之外，為普通讀者（包括教友）和學界，提供一種基於現代學術成果的忠實暢達而便於學習研究的譯本。」（頁x）這倒沒有甚麼特別，很多譯本都以類似的話作招徠。最特別的還是對譯文的理想：「能夠立於母語文學之林……；和原文一樣，也要琅琅上口便於記誦而讓人感到親切，能使今日的讀者領會古人的精神乃至神的啟示不覺得文字隔閡。」（頁xiii）馮先生從功能性角度來看現代漢語，認為中文「善於吸收」的語言特性營造了文學翻譯工作的契機。馮譯的目標是大膽的：「要打破中文《聖經》同現代漢語文學的隔膜。……也可以說，二百年《聖經》中譯，第一次得了爭取文學地位的機緣。」（頁x）此譯本能否達到這理想要由歷史來判斷，但我相信，馮譯要較任何一部現存的中文譯本都更勝任。

　　篇幅有限，不能詳細分析馮譯之長短，試以一節經文為例來作討論。

　　「亞伯拉罕復娶一妻續弦，名香娘。(qeturah，後裔據西阿拉伯『香料之路』，故名。舊譯基土拉。此片斷至下文18節為聖祖故事收尾，情節不連貫。)」（創廿五：1；楷體為譯注）

　　比較《和合本》「亞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可見馮譯有別於傳統詞對詞的形式對等翻譯法，而是偏向功能傳意。馮譯用詞簡潔傳神，配合上古英武人物的故事，讀起來很有氣派，具「摩西史詩」的味道。

　　一般人認為功能傳意的譯本雖是淺白易明，但缺乏文學味道（如《現代中文譯本》），其實那只是錯覺。五十年代面世的J.B. Phillips的英文新約聖經譯本既是意譯又具文學味道的經典之作，就連大文豪路易斯（C.S. Lewis）和當今聖經翻譯鼻祖尤金．奈達（Eugene A. Nida）也大讚這譯本。六十年代的New English Bible和於九十年代的修訂本Revised English Bible都屬這類別。詞對詞直譯是比較容易的，淺白易明的功能傳意則困難得多，但要做到意譯又能「立於母語文學之林」，固然難度極高，但卻是文學翻譯的理想。我認為，馮先生的譯作算是名列其中了。



馮譯的譯注

　　馮譯並非只是譯本，更提供了豐富並且非常有價值的譯注；粗略估計，每頁平均有五至十行譯注。馮譯摻雜了三類注釋。像創世記廿五章1節的「qeturah，後裔據西阿拉伯『香料之路』，故名」這類資料就是翻譯注釋，旨在提供另譯、直譯或譯詞注解（另參創世記二章7節譯注「搏土（'adamah）造人（'adam），故名亞當（'adam）」）。馮譯非常執著人名、地名的詞義與內文信息的搭配，所以更改了不少傳統《和合本》的譯名，例如「以東」譯作「紅哥」，「西珥」譯作「毛嶺」（但有些是不必要的，例如「便雅憫」作「本雅明」）。

　　校勘注釋提供抄本或古譯本等異文語句資料；創世記廿五章1節並沒有這類注釋。馮譯相當重視《七十士譯本》提供的語句（幾乎每頁都有《七十士譯本》的參照），可惜的是遺忘列舉死海古卷的抄本資料。例如出埃及記一章5節譯注「七十士本作：七十五……」。《七十士譯本》（即七十士本）與希伯來文抄本（或馬索拉文本）之間的差異，可能大部分僅是翻譯問題，惟有得到希伯來文抄本支持的語句才有助經文校勘的工作。在這處（以及其他地方），由於死海古卷中的4QExod-b抄本同樣載有「七十五」，一般學者認為，公元一世紀期間有多個希伯來文聖經版本流傳在猶太人群體裡（包括一個與後來面世的馬索拉文本相似的版本，以及以4QExod-b為代表的版本），而其中一份（如後者）與《七十士譯本》的底本相近。馮譯只列舉《七十士譯本》作為異文佐證而忽略死海古卷的聖經抄本，其實是貶低了這譯本在校勘上的價值。

　　另一類最能反映馮先生對經文的洞見的譯注則是研習注釋。這類注釋涉及的種類很多，有些更反映了譯者相當重視基督教傳統對希伯來聖經的解釋（創十八：3；利十九：18）；馮先生企圖借用加拉太書三章6節來解釋創世記十五章6節文中的「（耶和華即認他的忠信為）義」，也許表明他還是比較鍾情基督宗教傳統罷。創世記廿五章1節譯注中的「此片斷至下文18節為聖祖故事收尾，情節不連貫」值得一提。甚麼是「情節不連貫」呢？對於五經的編修者或讀者？抑或對於馮先生呢？很明顯，馮譯深受傳統歷史批判式聖經研究影響（甚至有點兒照單全收呢），透過譯注提供的參照經文（例如創世記二章4節譯注「下接5:1。以下至3:24為淵源不同的另一創世片斷」），企圖呈現五經的來源片斷（也就是學術理論中的J、E、D、P部分），並揭示公元前五世紀末、四世紀初的編修者把片斷合併成一起的痕跡（參〈誰寫了摩西五經〉，頁xxii-xxiii）。依我看，馮先生在這方面的執著和努力實在吃力不討好。聖經翻譯的原素材是成典的聖經文本，而非成典過程中的片斷，更何況這些所謂片斷只不過反映個別學者的學術假設，根本完全沒有考古或抄本實據的證明。

聖經翻譯是教會的專利的嗎？
　　馮先生從文學、人類文化遺產來看聖經翻譯，認為他身為教外人也可以參與這方面的工作，不認為「《聖經》僅僅是基督教的經典」（附錄部分，頁388-389）。這立場多少也受到他的另一專業（知識產權與競爭資訊等法律業務）所影響，把聖經視為一種「公眾域」（public domain；這是筆者的用語）。馮先生的聖經觀其實十分普遍，國內很多知識分子亦有同感。

　　然而，仔細深思這問題，今天的聖經確實是從基督教會來的。新約聖經的面世和成典是最明顯不過的，即使是從猶太人聖經轉借過來的「舊約聖經」，亦與原來希伯來文聖經有別了，例如「次經」（在某些教派）的存在和書卷的排列方式，再加上，早期教會教父在解經過程中實質上是要把這原來是猶太教聖經（透過希臘文舊約聖經譯本）基督教化了。

　　「屬於」不能夠單單從學術自由或知識產權的角度來看的，亦有群體感情的主觀層面；但那又不完全是非理性，而是建基於（教會）歷史和群體的信仰生活裡的。然而，這是否說：譯經是教會的專利嗎？──或如馮先生問：「信仰是否有助於譯者的理解和表達呢？」

　　正因為基督教會都視聖經為己有的財產，一般聖經翻譯工作都只讓教內（還是相熟的宗派背景）人士參與，這無疑把翻譯工作困在死胡同裡。一位基督徒譯者的中文底子有多好，一來到翻譯聖經，始終脫離不開傳統《和合本》的表達框架，詞句表達亦缺乏創意和新鮮感；更何況有多少牧者和聖經學者真正談得上有好的國學底子呢。教外人既沒有傳統的意識或下意識的包袱，在翻譯上的發揮空間就大有作為了。此外，自聖經成典至今，聖經的閱讀處境從原來只是基督教會的讀物，變成一種公眾域的文學作品，這是可喜的現象。譯經工作可以成為教會和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文化平台，讓更多人認識我們的信仰。

　　「譯經是教會的專利嗎？」這問題就留待讀者自行回答，但對於馮先生的問題「信仰是否有助於譯者的理解和表達呢？」，我相信他的譯注就是最好的答案了。無論是翻譯的準確性、學術的敏銳力、文學上的造詣，現存的中譯本沒有一部能及得上馮象先生的譯注。《國語和合本》於一九一九年面世，隨即成為學習當時白話文非常重要的素材；語文轉變了，《和合本》在這方面的價值顯得遜色。如今，馮先生的譯本可以填補這方面的缺乏，年青的一輩再可以閱讀聖經來學中文了。


(黃錫木博士，聖經學者，主要研究新約文學和語言（希臘文），以及聖經翻譯。中英文學術性編著書目和專文逾半百。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榮譽副研究員，現任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翻譯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