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回憶

明報 A26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梁啟智 2010-09-18

從未發生的高鐵爭議

都說香港是個失憶城市。回想去年年底捲入高鐵爭議，筆者一時間處理了大量相關的材料。一年過去，許多爭議的要點在腦中仍然清晰，在媒體中卻已完全消失，就好像是沒有發生過一樣。

港鐵上月公報西九高鐵總站設計，主流媒體的記者把新聞稿搬字過紙，完全跟隨公關預設的題目報道，大讚設計如何環保節能。至於當日各界對總站設計的種種質疑，卻好像沒有人記得了。例如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曾信誓旦旦承諾站內商舖設施的規模和港鐵車站相近，但在港鐵最新的電腦模擬動畫中卻更像一個商場；又例如當日政府建議於廣東道興建行車隧道來紓緩未來西九站一帶的交通問題，但其可行性至今仍無下文；還有政府官員曾經聲稱會改善九龍站和西九站的接駁安排，但上月公布的設計方案卻和去年的毫無分別。

失憶城市過海就是神仙

原來過海就是神仙，當日撥款辯論時的種種爭議，彷彿已不重要。

說到「高鐵失憶」，還得提邱誠武副局長。回想當日在《城市論壇》的節目當中，筆者曾與邱副局長激辯政府對高鐵速度的宣傳是否誤導。誰知事隔一年，其數據引用卻竟更為離譜。例如博客林忌指出邱副局長在本月10 日於《AM730》撰文，題為〈七小時交通，為二句鐘會議Vs 一小時生活圈〉，題中的「七小時」是指他上月來回九龍和廣州的總需時， 「一小時生活圈」所指的卻是西九龍到廣州南的單程需時；拿來回和單程的需時作比較，已叫人搔破頭顱。

其實邱文的粗疏之處何止於此？邱文提到的「七小時」包括兩地口岸合共四次的過關時間，同時卻絕口不提西九總站的「一地兩檢」至今仍然懸而未決。邱文還說到現時紅磡開出的直通車班次疏落，被迫改乘深圳的和諧號列車；然而現時深圳開往廣州東的列車每5 至10 分鐘一班，日後從西九龍開往廣州南的列車卻是每30 分鐘一班，而且並非班班直達，難道邱副局長提列車班次是要為自己拆台？細心一想，無論是邱文題目極為誇張的「七對一」， 或是內文所述的「省回一半時間」，同樣有誤導之嫌。

失憶的還有我們一眾評論人。早前公報的三個西九文化區方案，各界評論都集中於區內各項設施的佈局和理念，固然無可厚非。不過一項和高鐵爭議相關的設計考量，卻似乎未見提及。話說高鐵站的月台有部分將設於西九文化區的地底，以致政府需要預算 16 億元興建「地基、減低噪音及震動的工程」，以免日後欣賞歌劇的時候會聽到列車經過。現在三個西九方案出來了，其中一個只會在此重疊範圍設置公園而不會興建任何劇院，是否意味這16億元預算應該可以節省不少？

記者、高官和評論界也許都已忘記了高鐵爭議，但市民不可以忘記。對於石崗菜園村和大角嘴的居民，高鐵的影響不會隨社會視線的轉移而消失，他們的訴求仍未解決。669 億撥款更不是潑出去的水，讓我們保存記憶，繼續不平則鳴。

明報 2010-10-04 A26 | 觀點 | 思潮 | By 呂大樂

沒有進入問題的香港社會——由田北俊批評政府「守財奴」談起

香港人對社會議題的專注力，其實很低。而這個問題又可分開兩個方面來講。一是專注力之短：除非事情不斷發生戲劇性的情節，否則無論是如何重大的社會議題，其「媒體壽命」一般難以維持超過10 日。或者有人會以為互聯網上可以有更持續並且深入的討論，但只要細心觀察，撇開各種主觀感受、個人感想及情緒表達之後，則不難發覺在網上燃燒一個話題，基本上跟主流媒體一樣快速。在香港，要令社會維持對某個議題的專注，其實十分艱難。

追求的只是一種口感上的滿足

二是專注力之淺：套用朋友洪清田所言，香港人從不進入問題。香港這個社會從來話題不絕，每天打開電視，翻開報章，總會有一個新的題目。而聽電台的「叩應」，更覺人人對每一件事情，都有意見。但這些供應不絕的影像、聲音、文字的存在，並不等於我們進入了問題，並且認真探究、逐個層次深入分析，並且發掘更多問題、從不同角度進行辯論、了解問題所引伸的更多議題與可能性。今天，我們經常見到的，是某某專家對一項措施的即時回應，或主持人、嘉賓的個人立場、意見的表達，多於真真正正的對一個議題的消化、研究與討論。

因為我們的專注力既短又淺，香港社會一直就只有燃燒話題，而沒有進入問題。有時候，我甚至相信，這是港人處於一個困局之中的一種不自覺的心理反動：聲線提高了，文字辛辣了，立場（看似是）堅定了，但實際上卻是一直迴避各個重要議題。我們很快的由一個題目轉到另一個之上，追求的只是一種口感上的滿足，而不是將相關的問題作一系統整理，認真思考應該怎麼辦。

田北俊批政府各界反應只有三種

早前田北俊先生批評特區政府為「守財奴」，並提出動用外匯儲備之意見，社會各界對待他所提出來的議題的態度，便是很典型上面所講不進入問題的一套。我早前已另外撰文指出，雖然田先生的建議不可取，但他的提問確是一個值得深思及認真討論的題目。但觀乎各界之反應，大致上只有三種：第一種是自由黨的回應：劃清界線，強調那只是他的個人意見。這一類反應之所以值得在此討論，並非要針對自由黨本身，而是從中可見工商界——甚至是香港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貧乏與落後。田先生的意見或者有其個人成分（但類似的意見，我在一些非正式場合，早有所聞），但其代表的訴求，則肯定在工商界的圈子裏有人和應。可是，當有人把相似的想法集結起來，出外發表，而須接受批評和承擔壓力之時，建制中人卻玩集體失蹤，不會共同進退。

第二種回應是高度集中在其建議的具體細節之上，指出這一點不可行，那一點不可取之後，討論也就隨之而寫上句號。特區政府有此回應，不難理解，事關這個題目再談下去，便會引出更多議題——當中涉及政府角色的調整，是一個大題目，在討論過程之中很有可能掀起更多爭論，令政府四面受敵。但有趣的是，一些對田先生提出尖銳批評的意見，也因為各種理由（由認為政府理財的方法行之有效，不宜改變的保守想法，到覺得政府應該做得更多，看似是更為進取的意見），而將焦點放在具體建議的細節之上，在否定其建議內容的過程，基本上也同時表示沒有多談的必要。本來以為有可能出現的交換意見或辯論，也就提早告終。

左中右的批評都沒有借題發揮第三種回應是很快便將討論的焦點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之上（例如仇富的真正成因），於是也沒有必要藉田先生提出的建議，而更全面的研究特區政府是否有需要大幅度的調整它的角色與管理公共財政的方法。

上述三種回應基本上都是指向同一方向——因為意見不同，建議不為接納，討論便無必要繼續下去。奇怪的是，無論是來自左、中還是右的政治立場的批評，都沒有借題發揮，把討論提升到另一層次及方向，深入討論究竟當前特區的社會形勢需要什麼社會服務？可以憑什麼方式來支持各種公共開支？

這是現時香港社會的一個獨特的現象：儘管站在左、中、右不同的政治立場的社會力量都對特區政府有很多不滿，但一談到調整政府的角色，則不是要求保持現狀，便是全面地沉默。右的固然認為最好是不變應萬變，因為這樣能照顧他們的利益。田北俊先生的建議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在不作出重大改變的情下，又能增加政府撥款，提供一些處理貧窮的措施（以免矛頭指向工商界），於是想到動用外匯儲備。這個建議有點小聰明，只嫌太明顯是資產階級在找便宜，難有好的收場而已。既得利益如此表現，可謂意料中事。難以理解的是，左的亦一樣不會（亦不打算）進入問題，他們左右而言他之後，並不會提出一套對政府角色的新理念。以往特區政府的高層領導亦曾經提出對政府在新的環境裏可能需要新的角色或管理方法的意見，結果都是右的大力批評，左的完全沒有參與討論。本地自稱進步的政治力量有時所抱態度，跟保守的相當接近。這是香港政治吊詭之處。

近月各界強調應重視民生議題，但其實又不願進入問題，認真辯論。能有什麼社會創新，實在難以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