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祖宗

豆瓣讀書 《皇帝和祖宗》裡有三道評論和好些留言. 看得出寫以下幾條的人, 都是明白此書旨趣的, 其中以dingdong之論尤為切中.

延伸:
* 程美寶, 國家如何“逃離”——中國“民間”社會的悖論
* 中國有「中產階級」嗎？

* * *

2011-02-14 21:15:04 dingdong
　　
　　不是國家借用宗族的概念來控制地方社會（如果只讀到這一層，那麼確實是二十年前的學術框架了），而是地方社會成功利用（或者說盜用）宗族的概念在和國家達成對話的基礎上實現地方自治。從導言中看出科認為這才是某種意義上的civil society，而不是William Rowe那些人討論的漢口的行會組織或者Mary Rankin討論的獨立於state的鄉紳對地方社會的控制。中國的地方自治不是像近代西方那樣對立於國家而存在的，而是建立在地方和國家意識形態相互認同的基礎上的。這對理解現在的民間社會依舊有啟發意義。

皇帝沒了，菩薩和祖宗被丟進茅坑，地方社會還有什麼？
2011-01-17 19:41:20 　　來自: 黃絲蟻
皇帝和祖宗的評論 3

　　本書主要描述了珠三角地區明清時期宗族的形成、發展、擴散和衰亡的歷史。本書從制度層面討論「皇帝」與「祖宗」，「皇帝」主要指用於控制地方的裡甲制度為核心的賦稅、服役、軍事等的制度，「祖宗」主要指宗族為核心的控制土地、繳稅、教育、水利和地方防衛的地方組織制度。可以說，地方宗族的形成有賴於王朝推行的制度，王朝制度和統一意識形態賴地方宗族才能生根發芽，兩者的互動共同締造了中國這個統一的國家，科大衛教授甚至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明王朝是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可見，從明朝開始，中國就開始了國家化的過程，這無疑把汪暉先生的結論往前推了一個朝代。當然，兩者討論的重點不同，科大衛教授討論的是明王朝通過裡甲制度把宗族為群體的地方百姓納入到龐大的國家機器中，汪暉先生則側重於討論清王朝如何解決皇帝與漢民不同祖宗的問題以及逐步把邊疆、海防納入到國家版圖中。但他們討論到同一個問題，就是「皇帝的=祖宗的/我們的」的過程，即中央與地方關係在王朝到帝國的轉變的微妙變化。
　　經過元末動盪，明朝前期的珠三角地區被地方強豪所控制，在這裡推行裡甲制度，這一本土化的過程本身就代表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與博弈。與以往的歷史不同，本書開拓了地理歷史的空間維度，圍繞珠三角沙田的開發、合法化登記、稅賦、防護等問題，描繪了王朝與地方兩者以文化為資源和手段展開利益博弈的過程。王朝憑藉裡甲制度和將神明合法化的方法控制和承認地方的合法性；宗族為保護其本族利益，通過模仿對中央政制和推廣政治意識形態組織地方社會並以文化資源拒絕或歸順中央。
　　宗族的產生得益於兩種制度：家廟與族譜。前者來源於1521年嘉靖皇帝的「大禮儀」爭論。當時皇帝拜祭生父而非前皇帝，當時幾位重要的珠三角官員站在皇帝一邊，並在他們的家鄉修建了表達政治立場的「家廟」。後者源於1581年裡甲制度的推行。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登記戶口直接關係到賦稅服役，在對外貿易繁盛以及沙田產權糾紛問題突出的珠三角，則逐漸演變為賦役折銀，登記人口逐漸演變為丈量土地：這也促進了文書的記錄和教育的發展，進而有了追溯家族祖先的族譜。這場16世紀的社會革命促進了家族的產生，也使珠三角本土的理學思想納入到王朝的意識形態，宗族的合法性開始從追溯祖先轉移到科舉功名。地方教育事業的發展為17世紀宗族的鄉紳化提供了社會思想基礎，也使地方與中央通過科舉結合得更加緊密，宗族利益借助理學的包裝，在鄉鎮建設和組織中發揮重要作用，從此「皇帝的=祖宗的/我們的」這一方程式開始成立。
　　17世紀中期，明朝覆滅，南明、平南王和靖南王在廣州的暴力統治隨著康熙平定三藩而結束。清王朝進一步推進明王朝16世紀的變革，如「一條鞭法」和1712年的「攤丁入畝」，但裡甲制度逐漸喪失了賦稅的功能，成為鄉鎮組織保衛工作的制度。地方文人以鄉飲酒禮表達其對漢族王朝的效忠，皇帝則通過承認廣州的神明而表示中央對珠三角的親善態度。王朝更替並沒有帶來制度上的深遠影響，鄉紳化的宗族依然通過皇帝的承認控制地方，比如修建桑園圍。隨著對外貿易的擴大和海防壓力增大，地方與中央在釐金收取的問題上產生競爭，聚焦在巡撫和總督的矛盾在鴉片戰爭時期達到頂點。19世紀華南海盜侵襲、英軍攻打廣州，1853年天地會叛亂、朝廷開始下令各地組建團練，拉開了地方軍事化的序幕。這一轉變使中央無法照常徵收地稅，因為地方有經濟上和軍事上的能力和中央就稅收問題討價還價。這一轉變迫使中央把稅基轉移到貿易稅上，這也推動了商會、行會組織起來對抗政府的徵稅行為。
　　清末民初，「憲政」、「議會」、「共和」等政治新詞彙開始廣泛傳播，通過召開諮議局和國會等方式，地方鄉紳化的宗族以聯合的方式組織起來繼續掌控地方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甲午戰後，中央政府的在政制上的合法性受到質疑，這是中央與地方矛盾激化的表現，其實質是：中央對地方的盤剝使掌握財政命脈的地方鄉紳要求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主權。在清末到民初的過渡時期，華南的宗族繼續以各種新鮮的名號爭取自己的利益，這也可以解釋革命後參與政權建設的主要群體仍舊為鄉紳了。交通運輸的發展和市場的完善使宗族在城市控制地方成為可能。前者是科大衛教授所沒有談及的，在施堅雅的《農村社會結構》裡談得很清楚。由於編練新軍和諮議局的召開，地方政治中心開始從鄉村轉向城市，而科舉制度的廢除也迫使知識階層游離出鄉村，走向城市，城鄉開始拉開一道大大的口子。打掉皇帝的人，很多是這樣半新半舊的知識人，他們以行動和思想培養下一代的新式知識分子。皇帝沒有了，剩下的祖宗很難從中央獲得政治上的支持，轉而組織更強的地方聯合，這也是太平天國時期東南互保的遺產：聯省自治。宣傳地方而中央的合法性，進而維護中國的統一、抵禦外國列強的入侵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這種思想最初可以追溯到戊戌變法之前康梁等人「保中國而不保大清」的思想。
　　地方社會要權利的政治訴求在共和與復辟的折騰中石沉大海，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始終無法在政制層面上解開。文明的革命沒有帶來幸福，反而帶來無盡的戰爭與貧困。青年知識分子正是在希望與失望中成長起來的。眼見鄉紳、知識分子們耍弄著「共和」的旗號，卻沒有兌現承諾，於是他們惱火了。他們覺悟了，其「最後覺悟」，不是批評「共和」的水土不服，而是把矛頭指向半舊半新的知識分子，把他們在鄉村乃至城鎮的老底揪出來，搬出更為現代的「科學」與「民主」。任何他們有關的鄉約民俗都被打上「封建」的標籤，無情摧殘，而所謂的「民主」，則龜縮在角落，悄然從大眾直選演變為「專政」。
　　皇帝沒有了，祖宗不要了，鄉約成為封建的，民眾真正成為沒有組織的群眾，知識分子出走了。鄉村與城市的街頭瀰漫著暴力與血腥。曾經的廟宇、祠堂，是宗族運用鄉村認同的儀式和節慶活動對抗和承認中央權力的地方，此時的菩薩和祖宗都被扔的茅坑裡，再也抬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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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21 14:38:12 Emile Lam
　　 樓主對書本的概括很到位，把整本書的脈絡都說出來了。
　　 珠三角是這本書的舞台，主角就是宗族，科大衛利用詳實的史料將宗族制度的由明朝到民國的變化演繹出來。明朝之前，珠三角的宗族更多是注重血親關係、控制入住權的組織，而地方田產往往是在道觀廟宇的名下；到了明朝，裡甲制度、黃蕭養之亂、大禮議等因素促使了地方士紳將宗族作為了控產組織，並利用認祖歸宗的方式，來構建國家認同，獲得中原皇朝的承認；而到了清朝，這種宗族控產組織進一步壯大，承辦了地方水利興修、團練治安等公共事務，在鴉片戰爭至民國期間，宗族衰落的過程樓主已經講得很清楚。
　　 讀這本書，本人更多的關注點在於由盛而衰的過程。我們沒有出現西方社會的公共空間，但宗族組織卻承擔了組織民眾、管理地方事務、向中央表達民意、制衡皇權的功能，社會的結構是「皇帝—士紳—民眾」。但一如樓主所言，民國廢除了科舉、發展重心轉向城市，而在民國及中共的歷次革命活動中，原本宗族的合法性被打掉了，被冠以「封建落後」之名，社會結構變成了「國家權力—民眾」，宗族制度被破壞的過程，也正正是新的合法話語建立的過程——國家權力取代地方宗族，土改、斗地主、人民公社......
　　 而我們當今的很多社會問題彷彿可以從宗族的沒落裡找到一絲線索：在鄉村，宗族被打散了，新的組織領導處於國家權力架構之下，在諸如徵地拆遷等問題上，一邊是掌握著龐大行政資源、以國家之名謀個人私利的利益集團，而另一方面則是缺乏資源、已被原子化的民眾。而當局出於政治穩定的考慮，在民眾自主結社、創立社會組織方面慎之又慎，城市很難走「公民社會」那條道路，官方的所謂基層組織難以承擔複雜的社會功能。換句話說，在個人和國家之間，出現了組織真空。
　　
2011-01-24 09:55:15 黃絲蟻
　　 現代國家在構建利維坦的時候就是把個人原子化，把資源、權力中央集權化的過程，個人在生死問題面前，不得不訴諸更強大的集體。西方把教會的契約傳統移植到世俗社會，形成法律框架內的個人-國家的發展模式，而中國則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傳統地方社會被貼上「封建」的標籤，和皇帝、帝國一起被推翻，革命對近代中國社會造成的震盪可謂空前絕後。種種問題潛伏著，在華南，正如樓上所言，它們可以從宗族的沒落找到一絲線索。個人在地方社會找不到有效的組織以抗衡國家對個人權利的侵犯，所以公民社會的建立目前仍然需要理論上的探討。
2011-02-21 01:31:43 Emile Lam
　　古人很聰明，靠近政權，卻是為了逃離政權，爭取自由，打不倒利維坦，就要學著和它打交道。
2011-02-21 16:12:16 黃絲蟻
　　或許這就是政治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