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里甲組織中的戶

溯洄從之

摘要：里甲是明清政府對基層社會組織方法的規劃或構想，主要功能是配合戶籍登記來收稅和派役。為了減低行政成本，組織需要力求劃一。

里甲構想中的基元單元是戶。本文透過比對明初和明末清初里甲中戶的觀念，顯示出實際基層社會的轉變。本文將從政府如何維持它對基層社會原有整齊構想的角度，來理解里甲組織的變質與現實基層社會轉變的關係。


1 明清里甲組織的構想

明清的里甲制度，是官方規劃下的基層社會組織，配合戶藉登記，來徵收賦稅、編派差役和進行社會控制。

明初政府依據元代基層社會的結構，加以標準化而設計出里甲組織，大體上還符合當時的基層社會結構。[1]

《明史．食貨志》記載：

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2]

里甲組織方法是每十一戶編為一甲，每十甲編為一里。這裡「編」是指以這種方式登記，而且在稅務上彼此牽連。里甲能否有效實行，有賴於能否掌握人口和田產準確而詳細的資料。而掌握這些資料，是對政府行政能力要求極高的任務。

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里甲是民間自治組織，不屬於官方架構的一部分。第二，從里甲的構想可見，政府意圖把基層社會規範成整齊劃一的結構。就里甲的主要功能－－收稅和編派差役而言，這兩個特點對政府非常重要，最少從理論上說，可以大大減低收稅和編派差役的行政成本。

里甲在清代又稱圖甲。清代沿襲明代的制度，比對《清史稿．食貨志》的記載：

初沿明舊制，計丁授役，......凡里百有十戶，推丁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十人，歲除里長一，管攝一里事。......里長十人，輪流應徵，催辦錢糧，勾攝公事，十年一周，以丁數多寡為次，令催納各戶錢糧，不以差徭累之。[3]

書面上的官方說法兩者差不多一樣。可見清代跟隨明代，對基層社會的組織方法有相同的構想。可是從明代到清代的數百年期間，地方社會的結構己經起了巨大的轉變，特別是明中葉以後宗族制度普及，里甲組織的實質意義與官方構想有了根本的差別。


2 明清里甲組織中戶的性質

里甲是在官方縣級架構以下的兩層民間組織，每十一戶編為一甲，每十甲編為一里（清代又稱一圖）。戶是里甲組織的基本單元，也是明清戶籍制度中的登記單位。田賦依據每戶所登記的田產來評稅，經常性的地方差役也依據每戶的人丁事產評級來編派。因此考察戶的意義有重要意義。

明初，一戶大抵上是現實中的一個家庭。

《南海逢簡劉氏家譜》上記載：

三世
德仲，字由義，號雲林，二世月樵公之子……洪武十四年民籍。洪武十七年將義孫劉三奴全垜，充廣州左衛左聽軍。
勝仲，字叔强，號蘭軒，二世魚侶公嗣子……洪武十四年民籍……二十七年……與雲林公分戶矣。[4]

劉德仲買義孫頂替軍役，似有逃脫軍籍的嫌疑。姑勿論如何，按家譜所載三世只此德仲、勝仲二人，德仲一子一女，勝仲二子一女，看來當時這兩個戶是真實的家庭，而且成員人數應該不會太龐大。

再舉一例，順德縣沙滘鄉《楚旺房陳氏家譜》記載陳氏族人到布政司翻查洪武至正統年間的黃冊記錄：「我祖（昆興）生於大元，至洪武十四年立籍，實年三十歲，田地塘共五十四畝四分，與伯祖德與兩戶平對。」比對家譜內的世系資料，可見洪武時這個兩個戶是兩個現實中的家庭。[5]

到了明末清初，戶的意義有了很大分別。

清代《南海氏族》內記載：

石涌鄉三圖九甲黃志同戶，
黃世華祖合族男丁五十一名，銀一兩五錢三分。[6]

清代中山南朗《程氏族譜》記載：

宗明公裔：大字都二圖一甲程位戶民籍
教導公裔：大字都一圖八甲程宏謙戶民籍
梅莊公裔、宗謂公裔：大字都一圖十甲程元昭戶民籍
赤坎美公裔：大字都二圖九甲程泰戶民籍 [7]

我們從這些記載可見里甲登記中的戶已變成了宗族共用的稅務帳號。而戶的登記人，或者實無其人，或者是已經去世已久的祖先。

明中葉以後宗族日漸普及和強化。地方上的鄉族組織透過修族譜，建家廟，大量購置族產來擴張勢力。下表列出里甲在明清的變化趨勢，表中可見宗族的因素：

* 里／圖
明初： 1里 = 10甲 + 10里長
明末清初：1里 = 10甲 + 10里長

* 甲
明初： 1甲 = 11戶（連里長）
明末清初： 1甲 = 多少戶不等

* 戶
明初： 現實中的家庭
明末清初： 宗族共同使用的登記帳戶

* 編制根據
明初：以地緣為主
明末清初： 按宗族重新整頓，按田地重新整頓（按田編里）

* 里甲成分
明初： 一甲由多個家庭（家族）組成
明末清初： 同一宗族組成一甲甚至一里，由宗族設立總戶，各房分立成許多子戶，異姓戶被排擠出一甲

* 收稅程序
明初：甲首=>里長=>官方，現年里長負責包收及起解
明末清初： 總戶=>官方，子戶（自封投柜）=>官方，里排只負責催納


3 明清里甲變質的意義

里甲有效實行的前提是戶間經濟實力相對均衡和穩定。需要穩定的原因很明顯，因為課稅需要以戶籍登記上的資料做依據，如果戶的經濟情況速度變化，政府就需要經常更訂和查核登記資料，政府的行政負擔非常大。

另一方面，計稅的通則可作以下理解：

稅額　＝　稅率 x 應課稅收入或資產

稅率可以是固定或累進。明清政府為了簡化，役制按丁糧把戶評定為三至九個等級，每一等級徵收固定的稅額（力役或銀役），如果戶間的經濟實力太懸殊，要恰當劃分等級同時保持行政簡便就很困難。

明中葉以後，基層社會的結構轉變了，宗族社會大幅度發展。人口流動頻繁，土地買賣頻繁，田地擁有權不平均，在在都與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構想不協調。政府要應付構想與現實不符這個趨勢，有三種方法：

一、政府投入更大量的資源，加大控制的力度，規範基層社會的變動，儘力保持戶口劃一和穩定，同時更認真、更頻密地覆核戶口和田土登記。

二、放棄以現有里甲組織來執行，改以新的組織方法來執行。例如明初朱元璋倡行里甲的時候，曾有意賦予里甲組織互助、仲裁、治安、教化等功能。例如，明太祖《教民榜文》的規定，有里甲患難相恤的用意：

朕置民百戶為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懮？[8]

比較明中葉湛若水所行的增城沙堤鄉約：

凡同甲者，如一家之人，又如一人之身，……豈有不顧衛之理。凡有疾病必相問療，有水火盜賊之災必相救援，有死喪必相弔慰，鄰里有喪舂不相杵，不巷歌。[9]

我們可以注意到（1）里甲的民間互助功能已經消失，（2）明中葉要恢復民間互助，並不是透過里甲組織，而是另外設立新組織。

三、在控制和放棄之間折衷，對原有劃一的構想，放寬部分原則，以求適應新情況。上文表中提到里甲種種與宗族社會的變化，正屬此類。結果就是作為里甲基本單元的戶，意義改變，使構想中與現實中的基層社會組織得以連接。

同治《南海縣志》作為官方著作，對里甲的描述是：

吾邑賦稅之入，以都統堡，堡多少不等，以堡統圖，堡有大小，故圖之多少亦不等，以圖統甲，每圖分為十甲，每年輪值以一甲總一圖辦納之事，謂之當年。……以甲統戶，戶多少不等，有總戶，有子戶，子戶多少更不等。[10]

總戶通常是族產的登記，子戶則是宗族各房協調後的登記安排。形式上保留一里（圖）分為十甲，但每甲戶數的規定放寬，不再限定數目，實質上是對宗族社會的運作方式的妥協。

另一方面的折衷例子，是清代江南地區按田編里措施。里甲原來的構想是以人戶為中心，以田從人。但是由於田地買賣頻繁，貧富懸殊嚴重，各戶擁有的田地有極大差距。清代江南不少地區為了維持各里各甲儘量一致以方便收稅，因此放棄以戶編里，以改行以田編里。里甲形式上的構想在換藥不換湯的方法下得以延續。

4 總結

里甲的基本單元是戶，戶在明初是指現實中的一個家庭，明初政府把相鄰十戶編成一甲，相鄰十甲編成一里的構想，是企圖把地方社會的組織劃一化，以圖便於管治。但這種設計的實行有賴於掌握人口和田產的準確詳細資料，隨著因政府行政力量不足而產生的稅務改革，和民間對賦稅制度的適應與宗族的興起，戶的意義到了清代變成了純粹的帳戶，是宗族或地方集團共同使用的田產稅務登記單位。里甲戶藉，在清代不再有人口統計上的意義。另一方面，田地與人戶分別屬於不同的里或縣的情況非常普遍，里甲反映的也不再是明初觀念中的地方組成結構。


注：
1. 譚家齊：《明太祖對刑罰輕重的態度與洪武律法對基層社會的模塑》，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00年．
2. 《明史》卷77，志45，食貨一，戶口。
3. 《清史稿》卷121，志96，食貨二，役法。
4. 《南海逢簡劉氏家譜》，科大衛藏。
5. 劉志偉《國家與社會之間》，頁245-246。書中轉載了陳氏家譜內該次翻查黃冊的記載和相關世系資料。
6. 同上書，頁255
7. 同上書，頁255
8. 朱元璋：《教民榜文》，轉引自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40。
9. 湛若水：《沙堤聖訓約》，轉引自朱鴻林〈明代嘉靖年間的增城沙堤鄉約〉，《燕京學報》，新八期，頁107-156。
10. 同治《南海縣志》。




參考書目：

嘉慶《新安縣志》
同治《番愚縣志》
同治《南海縣志》

《明史》卷78，志45，食貨一
《清史稿》卷121，志96，食貨二

朱鴻林：〈明代嘉靖年間的增城沙堤鄉約〉，《燕京學報》新八期，頁107-156
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梁方仲：《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陳支平：〈明代福的戶籍失控與民間私例〉，載於王春瑜編《明史論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黃永豪：《清代珠江三角洲：沙田、鄉紳、宗族與租佃關係》，香港中文大學硏究院歷史學部碩士論文，1987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譚家齊《明太祖對刑罸輕重的態度與洪武律法對基層社會的模塑》，香港中文大學硏究院歷史學部碩士論文，2000
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2004/05年度比較及公共歷史文學碩士課程
HIS 5011比較及公眾史的視野 - 比較史導修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