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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er: all quotes here are fiddled, prob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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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就是做有自足價值的無聊事情，因此不能買回來。讓社會上很多無無謂謂的人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畫畫、看書、聽音樂、收集史料、寫作、搞活動、拍片）把錢投放在很多似乎沒有用的地方，要是這些人能集體地、持續地努力專做無謂事情之餘，餓不死，之後過了好多年，才會開始有點看頭。
(張彧暋, 創意工業的荒漠與戰場)
呂大樂﹕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
(明報) 06月 23日 星期一 05:10AM
Don't 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 water。這本來是很簡單的道理，但在現實生活裏卻往往未能按此辦事。近期有關副局長、政治助理的討論，就是一個例子。
政黨、意見領袖，以至新聞媒體對整個政治問責、政治任命的概念有強烈意見和反應，這我可以理解。在目前香港那個尚未完全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政治問責、政治任命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沒有民主選舉和政黨政治的配合，所謂「政治班底」便注定缺乏說服力，根本無法令人相信那些來自不同背景，甚至是持有不同政見的政治人才，會突然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並且為了實踐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走在一起，組成管治團隊），這也是事實。但這並不等於說，政治問責、政治任命等概念完全沒有意思，只要出現一個機會，便要抽後腿，「政治惡搞」一番。
必須說明，我對以曾蔭權先生為首的政治領導層並無特殊好感，更無意為他們講好話。現在因為任命副局長、政治助理的事情引起政治風波，受到圍攻，多少說明這個政治領導層仍須「查找不足」，好好認識民情民意。這個領導層跟市民大眾之間的「蜜月期」似乎已暫告一個段落，矛盾浮現，一個小火頭亦會引起不成比例的強烈反應；對於這一個現象，我們或者會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政府形象低落，在首7年的特區管治就曾經有過急滑坡的經驗。至於在副局長、政治助理的人選當中，的確是有認識，甚至可以說是相熟的；但我從不擔心，他們日後找工作會遇上很大困難，需要別人出手幫忙。
我想指出的是問題是，就算政黨、意見領袖，以至新聞媒體對個別人士處事方式或在落實任命的具體處理有所不滿，認為任命過程中應大大提高透明度，其實也沒有必要以現時這種處理方法，不惜搬出一切可以用來攻擊對手的論點（由「黑箱作業」到政治效忠、公開護照到糾纏薪酬如何釐定、揭個人背景到各種政治意圖的聯想）來發動批評，引發公眾辯論；這一種看似好辯的作風，並不見得是政治的執著，也不是新聞的求真精神。有時候，它的效果只是損人而不利己，而且一發不可收拾，把事情都搞得十分情緒化，而缺乏更深層次的思考。
城邦想法 毋須事事以國為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社會，曾有過一種城邦的想法——這既是當時港人由暫居或過港的自我定位，轉型至視香港為家、城市的身分認同，同時也是一種主觀願望，希望擺脫以往國共兩黨爭奪政權而衍生的國族政治框架，在香港這個殖民城市爭取多一點市民的權利，拓展多一點市民參與的空間，實現有限度的社會改良。這種想法或許有其一廂情願的地方（畢竟大環境是那仍然封閉的殖民制度），但背後假設了這種城市觀念不以民族主義或其他政治道德標準凌駕於其他原則之上來對待問題，而是以市民為本。當年這種強調市民、民間的論述，旨在反抗殖民政府的官僚系統。這種城邦的想法並沒有很完整的連結為一套政治思想，多年來只是散落於不同形式的社會抗爭或民間訴求之中，是心照不宣的共同理解。城邦的想法並不否定國家，只是認為不一定事事以國家為大、為先；按城邦的想像，跨國的城際聯繫較國家內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更為重要。在城邦的生活世界裏，宏大的論述（如民族主義、政治忠誠）並沒有一種人人不得不服從的地位。
當然，這種城邦觀念背後，匯集了不同背景、利益各異的市民的期望和要求——有的恐共（最怕京官治港），有的擔心九七問題，但共通點是追求城邦式的政治自主與自由。
我認為這種城邦觀念是香港政治的特色之一。可以想像，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接受這套觀點和由它而衍生出來的生活態度。長期以來，政治承擔並不是香港人會掛在口邊的概念；由親中到親英人士，工商界到民主派 ，大部分人在1997年之前都在「政治保險」上有兩手準備。其中連長期愛國的親中人士也有「政治太平門」的念頭，的確是有點搞笑，但港人一向對此「政治現實」都只是笑笑而已，知道應該有點節制，不要隨便算到祖宗、國家民族的宏大論述之上，更不輕易論忠誠，談效忠。
簡單的說，今次因任命副局長、政治助理而引起的政治風波，反對者是有打亂章法之嫌。政治問責、政治任命的安排於現政治制度下或有很多未能銜接和配合的地方，但它的出現也並非無因：如何組織領導班子、如何面對舊有政務官體系與人才的缺點等問題並不是無中生有。現在，基於不同的考慮，政黨、意見領袖、新聞媒體對政治問責、政治任命的概念全面投石、放箭，只要可以令對手尷尬的論點（國籍、薪酬、選拔過程、關於個人的傳聞、訪問前政務官並由他們評論一個矮化政務官的新安排）全都搬出台，而且不停「移動龍門柱」，總是站在對面的立場來提出質問，這是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
惡搞事小，反正特區政府 自要面對；但惡搞過程中章法大亂，放棄了某些觀念，則是損人而不利己了。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雪中燕) 孤清清﹐路靜靜﹐呢朵劫後帝女花﹐怎能受斜雪風淒勁﹐滄桑一載裡餐風雨續我殘餘命﹐鴦鴛劫後此生更不復染傷春症﹐ 心好似月掛銀河靜﹐身好似夜鬼誰能認﹐劫後弄玉怕簫聲﹐說甚麼連理能同命。
台灣濕度很高，最饒雲氣氤氳雨意迷離的情調。兩度夜宿溪頭，樹香沁鼻，宵寒襲肘，枕著潤碧濕翠蒼蒼交疊的山影和萬籟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樣睡去。
......
至於雨敲在鱗鱗千瓣的瓦上，由遠而近，輕輕重重輕輕，夾著一股股的細流沿瓦漕與屋簷潺潺瀉下，各種敲擊音與滑音密織成網，誰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輪。「下雨了，」溫柔的灰美人來了，她冰冰的纖手在屋頂拂弄著無數的黑鍵啊灰鍵，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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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還是「大局」？／梁文道 (明報 2008年6月14日)
中國歷史最令人感動的特點之一就在於歷史的書寫本身。歷代史官以「實錄」的方式，盡力客觀地記錄國朝上下發生的大事。雖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為尊者諱；雖有天災人禍諸端異象，亦不必筆存忌憚。然後把一切留諸後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來。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據前朝留下來的紀錄，再替它修整成史。這是後人對前人的責任，「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你可以篡奪人家的王位，消滅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奪走人家的記憶，以及歷史。同時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將來有一天你的子孫窮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業傾頹敗壞，你的一切也將為人紀念，一如你紀念了前人。
天地正義，有時只能在時間中尋求，用一句俗濫的話，「沒有人逃得過歷史的審判」。所以忠臣含冤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倉皇，唯一還能給他們一個清白的，竟然就是後來者書寫的歷史了。
這是理想，現實裏的史官很難不被當權者干預。為了掩飾過犯，很多人會想毀滅事實留下的痕跡，於是記憶與記錄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而且還是種政治了。
六四大局觀的邏輯十分冷血
快20 年了，每年6月4日的晚上，依然還有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舉起燭火，實踐他們的記憶道德。可是也有另一種愈來愈響亮的聲音，認為他們的做法不利於國家。這種說法最喜歡採用的，就是所謂的「大局觀」了，以為今日大家享受的一切，以及國家的強盛昌隆，竟然全靠當年殺人殺得好。它的邏輯固然十分冷血，強迫我們一齊接受自己的安定生活其實都是殺人的結果，猶如賊贓。但更值得探討的一點，是許多主張這類說法的人同時還都很樂意替當權者著想，於是有人甚至會說「你得站在鄧小平的角度思考，他要是不那麼幹，說不定他就要被人趕下台了。所以他沒有多少選擇」。
時事評論不只是批評時局裏的種種弊端，往往還是種策論，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觀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這種文章寫得多了，會漸漸習慣穿上當權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與批判的距離。中國人好談政治，往往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當局的利益及視角為「大局」，乃至於詭異地忘卻自身，居然很樂於犧牲自己的權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無私。中國文人更有當國師的傳統欲望，尤其容易養成這種不把自我當回事的「大局觀」，有時還不限於策論，更要主動充當政府發言人，替官撫民。
余秋雨的奇談怪論
有見於部分四川震災災民群聚法院，打算狀告政府忽視學校建築工程，導致子女魂斷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發表了一篇〈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他勸告這批捧著遇難子女遺照的家長應該先讓政府全力救災，整頓好堰塞湖的危機與人口流動的問題，不要急著在這一刻訴苦申冤。余先生還動之以「大局」之情，他說﹕「你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先讓大家把最危急的關及幾十萬、幾百萬活著的人的安全問題解決了，怎麼樣？」他又呼籲團結，因為「只有當這些裏裏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後十分艱巨的任務一步步完成」，要是「橫生枝節」的話，「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
這篇文章出來之後，立刻惹起一片爭議。我想余先生的問題就在於忽視了獨立文人的位置，襲用了近月非常流行的「震災大局觀」。根據這種觀點，災難當前，全國人民應以大局為重，有任何質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暫時不提)，以免阻擾救災。問題是相信這種觀點的人從來沒有解釋過「異議」到底怎麼阻緩了救災，難道有人懷疑地震預警沒做好，軍警搬石頭的手腳就會慢了下來嗎？難道有人要監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會倖存的災民？最奇特的一點是這些論者似乎以為整個政府乃至於全國13 億人都在忙著防洪，所以大家要「團結」，千萬別分心。例如這批家長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訴，余先生為什麼會覺得這叫做不識大體呢？莫非連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導堰塞湖，所以沒空接受狀訴？
再看余先生十分強調的「反華宣傳」，我們當可發現余先生其實是怕一群家長哭訴豆腐渣工程的場面不好看，會被「反華勢力」利用，有損國家形象。如果這批家長願意忍一忍，等那些還在關注災區的外國記者散得差不多，那麼國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過我們應當仔細地把政府從這裏所說的「國家」抽出來，因為鏡頭下的示威場面不必然損及包括示威者在內的災民，它真正損害的其實只是當地政府的形象罷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觀」主要還是「當局觀」，一種替當局著想的觀點。話說回頭，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習慣，動不動就叫人「顧全大局」，雖然明明想的是當局。似乎大家都和領導人很熟，都沒拿自己當外人。
請用人民的角度看問題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見到許多他轉貼的文章和來信，盡是一片稱讚美譽(至於好些大型論壇上批評余先生的討論，據知已獲上級通令刪除。如果屬實，那就是陷余先生於不義了。詳見「香港獨立媒體網」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209)。有的說「那些災民被說服了」，有的認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現了優秀知識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發現網民的罵聲不只罵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擊，結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動人，向來粉絲眾多，得到讀者的真心擁護，不足為奇。只是在這件事上，我建議余先生和他的粉絲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換個人民的角度。
同樣是著名的知識分子，同樣是替政府思慮，錢鋼先生則指出「在更漫長的救災日子裏，災民們可能的群情波動，政府都應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還「懇請指揮者，慎用『破壞抗震救災』的罪名，溫和化解災區可能出現的社會矛盾。值此非常時期，『和諧』二字，何其珍貴！」 (〈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對災民情緒〉《明報》，2008.05.18)
如果更進一步站在那些家長的角度來看，他們剛剛經歷喪親之痛，那種悲憤難得還要讓位於政府一時的形象問題嗎？何況他們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豈不才更添依法治國的光彩？我想恰恰因為有傳媒在場，無告的父母們才要更加賣力地嘶喊。這是傳統智慧中迫使當局正視事件的理性行為，也是間接替全國無數學子爭取安全環境的義舉。在這種時候，仍然要他們為了當局忍氣吞聲，回去默默流淚，無異於在公眾面前刪除他們的聲音，在新聞構成的歷史中抹消這一段不好看的記憶。提出這種要求，的確是要含淚的。
「留取丹心照汗青」
其實我們做文章的人，何嘗又不是在向歷史交代呢？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講話，都會在這個年代成為存檔，再交予後人查考論斷。中國不算是一個宗教主導的國家，往往以歷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識分子，更是不願多言死後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許會說「舉頭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卻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四川地震發生後，我一直都很納悶，到底藏民受到多大的影響，畢竟，死亡枕藉的地震震央汶川就是位於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之內。關心西藏問題的讀者，一定還記得在3月以來的西藏事件中，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內就發生了多次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受到當局的鎮壓。中國最近的兩大新聞在這裏不期相遇，儘管記者空群而出，卻鮮有新聞報道把它們聯繫起來，這是很耐人尋味的事情。
等了許久，終於在6月1日《明報》看到一則有關的新聞，該新聞標題十分醒目，每個字都有見方3厘米那麼大﹕「持槍藏獨搶救災物資」。這段新聞來源於內地一份報紙的報道，《明報》記者倒是下了獨立核實的工夫。但是，報道中始終並沒有說明，根據什麼理據去判斷打劫分子就是「藏獨」分子這說法。
地震就是發生在藏區
在如此大規模的災難中，有人趁火打劫一點都不奇怪，而事實上這些犯罪分子往往就是得不到救濟的災民自己。我手上的一份《南方周末》(5月9日)就有其中一宗事件的詳實報道。既然大地震發生在阿壩藏族姜族自治州，那麼趁火打劫看起來是藏人(羌人已經漢化，外表已看不出分別)，那就一點都不出奇了。報道中並沒有提醒讀者，地震就是發生在藏區，不知情的讀者還以為「藏獨」分子從天而降﹗
如果在藏區已經事實上出現了藏獨的游擊隊活動，又或者那些劫匪打劫時高喊藏獨的口號，那麼把他們說成是「藏獨」分子才有點根據，但是報道中這方面的資料卻有所闕如。
有關趁火打劫的報道並不少見。當一批漢人政府官員偷了救災物資，報紙大字標題為﹕「漢人官員偷了羌族藏族救災物資」，你一定會覺得是報紙有偏見，是在煽動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敵對情緒。這個標題並沒有錯，那些官員確實是漢人，他們確實是挪用了給羌族藏族的救災物資。但是，標題是明顯的誤導性。第一，漢族在中國人口中佔92％，那麼玩忽職守的官員是漢人一點都不奇怪，在沒有證明其他漢人同樣玩忽職守的情下，個別的例子並沒有典型性。第二，更重要的是，一個幹部是否玩忽職守，和他是否漢人是沒有必然的關係的﹔羌人幹部或藏人幹部也可以玩忽職守。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多種身分，我們往往有意無意把對方的我們不喜歡的行為錯誤歸咎於他的多種身分中的其中一種，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把來自中東的恐怖主義活動看成是回教徒這一身分的結果。把漢人幹部玩忽職守看作是他作為漢人的結果，把貌似藏人的打劫看成是藏獨這身分的結果，同樣犯有這樣的毛病。事實上，支持藏獨的人可以是暴力主義者，也可以是和平主義者。聖雄甘地一面支持印度獨立，另一面又反對暴力，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不同意藏獨的主張，也不同意把它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這不僅不符合事實，更不利於漢藏兩族關係的緩和。
四川地震給我們冰釋前嫌機會
香港的大多數居民並沒有親屬在四川大地震中遇害，但是我們都能感受到遇難家屬的傷痛，我們都在撫平自己的傷口﹔推而廣之，我們也應該感受到中華民族在其他場合遭遇到的不幸。六四天安門母親的哀痛，也就應該同樣是我們的哀痛。自從1950年代中，就有數十萬藏人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不正常死亡，是這次地震遇害人數的很多倍，只可惜一般人並不知道事實的真相 (50年代中國境內的藏人數目約為300萬，關於西藏死了多少人，可參考Patrick French的著作) 。
四川大地震給我們中華民族帶來了傷痛，也給予我們冰釋前嫌的機會，我們能不能好好利用這個機會，那就要看大家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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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紅色娘子軍》
在《聖經馬太福音》中，施洗者約翰說，彌賽亞將用用聖靈與火給人施洗。耶穌終究拒絕了用「火」給人施洗，他說：「我的國不在這世界上」。但是，人類能理解一個不在這世界上的神國嗎？當人類再也受不了這個世界之時，人類將嘗試用「火」對這世界「施洗」的可能性。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是這樣的一種嘗試———上帝死了，世界不義，讓我們自己親手做一個天堂吧。
在許多「紅色」敘事中，人們可以發現某種與基督教敘事十分近似的結構。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中對這兩種敘事結構以及所使用的象徵性符號做了大量的對比，看了這些對比，很難讓人不覺得共產主義運動其實就是基督教的某種表現形式。而眾多的紅色敘事中，《紅色娘子軍》算是一個帶著濃厚的基督教色彩的一個。
樣板戲裡的正面女角色大都穿一件火紅色的中式衣服，而在《紅色娘子軍》中，頭一個鏡頭就是一個被捆綁的、著紅色衣服的、受苦受難而滿腔怒火的弱女子形象。這個形象極其富有象徵的意味，彷彿指明了中國人在那個黑暗的「舊社會」中的處境———每個受逼迫人的胸中，都揣著團怒火。當然，這個叫吳清華女子被紅軍將領洪常青解救了，並指給她一條「用火施洗」的道路。如同找到基督一樣，吳清華找到了黨的軍隊，當一瓢水遞到她面前的時候，她被深深打動了。這個鏡頭不能不讓人聯想到《聖經》中耶穌的話：「喝了我的水，永不渴」。
這個飽受侮辱的女子就像是《聖經》中那個抹大拉的瑪利亞，從此獲得了一個全新的身份與全新的生命意義。當然，耶穌的教導是愛敵人，而黨的教導是愛階級弟兄而恨階級敵人。人類是否做到過「愛敵人」不好說。不過能愛階級弟兄，已經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了。可惜就連這點進步，現在看來也太過超前。
在這個紅色敘事中，也有它的「耶穌」和「十字架」。也就是洪常青這個角色。為了「勞苦大眾的解放」，他被送上了火刑柱。他的受難，點燃了更大的一把火，一把燒燬舊世界的火。
當然，故事最後，南霸天那樣的「法利賽人」、「毒蛇的種類」最終沒有能夠逃脫「火」的審判。
「革命『何以正當？是因為人們對舊世界的仇恨和對新世界的嚮往。正如劇中唱道：「戰士的責任重，婦女的冤仇深」。那麼，這世界為什麼總有那麼多的仇恨呢？宗教認為那是因為人性中的「罪」，所以人當懺悔。而共產主義者認為消滅了可恨之人與可恨之事就行了。後者更像是行動家，人必須對自己的處境有所作為（難怪基督教神學家蒂裡希說，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存在主義。）。然而，一場「偉大」的「剝奪剝奪者」的運動能夠趕走「剝奪」本身嗎？消滅了 「舊世界」後的「新世界」就不會變舊嗎？折騰了半個世紀，人們看到的是：「吳清華」的後代們又被「商品經濟的大潮」推上了「性工作者」的道路，並且都用不著捆著她們、強迫她們，她們自己就去幹了。在這樣的社會裡，金錢的佔有給予了弱小的人唯一的價值感。而她們甚至沒有理由去仇恨了，因為「洪常青」的後代們當了她們的「父母官」，正需要她們去帶動GDP的增長。較之過去，她們更口渴了。因為「革命」這碗水不能解人那無限的物質慾望之渴。
無論是通過革命徹底地消滅可恨之人與可恨之事，還是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讓自己淪落為可恨之人與可恨之事，人類的「罪」都日甚一日。而「全人類的解放」仍然那麼遙遙無期。
還是小說家張恨水說得好：「人生宇宙間，豈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劇乎」？
爸爸讀報，報導說瑞士學者研究：蒼蠅越聰明，壽命越短。
爸爸問：有甚麼教訓？選擇答案是：
(A) 不要太聰明
(B) 不要做蒼蠅
以精神失常為抗辯，大概因為難以驗證，訴訟中的專家證明就常是循環解釋的。結果犯罪行為越是凶殘惡劣、不合常理，行為人越是可能開脫罪責。所以我總覺得，精神失常抗辯，應該有深一層的歷史原因。
《水滸傳》二十七回，武松替哥哥報仇，殺了潘金蓮和西門慶，知縣「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一心周全，將供狀重新做過。解到東平府發落，府尹亦哀憐好漢，把卷宗改得輕了……終於朝廷明降：脊杖四十，刺配孟州，脫了死罪。
傳統法制因為相對鬆弛，尊奉人倫道德，這時反而能避免難堪；又因袒護「義氣烈漢」，讓百姓敬重，而實際上鞏固了皇權。可是，現代化的形式平等的法治沒有這個便利。司法判決就只好另謀出路來表達「正義」，替法律維持「凝聚力」，即鼓勵公民守法。就此困境觀之，現代法治借助心理分析與精神失常抗辯，另辟一無邊無沿的「科學」領域，看似跟《水滸傳》裡「仗義之人」的動機手段不同，制度上的功效卻是一樣的，都是在需要時出手幫法律一把，遮掩其與正義的距離。
經典作品不是人人都嚷著在讀的書, 而是那些不斷有人提起「正在重讀」的書。我們第一次讀到，就一見如故, 彷彿重溫舊時相識，可是重讀起來卻又像初讀一般, 每每有新啟迪，有意外的收獲。一部作品能稱得上經典，總是那麼耐人尋味，那麼巂永，我們越是道聽途說，自以爲懂了它，一讀到，就越覺得它獨到、出奇、新鮮。
Labels: 馮象
My Dearest Shekure, as I too have for years now sustained myself through my dreams of one single person, I respectfully understand your waiting for your husband without considering another. What else could one expect from a woman of your stature besides honesty and virtue? My coming to visit your father for the sake of painting, however, does not amount to harassing you. This would never even cross my mind. I make no claim at having received a sign from you or any other encouragement. When your face appeared to me at the window like divine light, I considered it nothing but an act of God's grace. The pleasure of seeing your face is all I need. But ask me to keep my distance; tell me then, are you an angel that approaching you should be so terrifying? Listen to what I have to say, listen: I used to try to sleep watching the moonlight fall onto the naked mountains from remote and godforsaken caravansaries where nobody but a desperate han keeper and a few thugs fleeing the gallows lodged, and there, in the middle and of the night, listening to the howling of wolves even lonelier and more unfortunate than myself, I used to think that one day you would suddenly appear to me, just as you did at the window. Read closely: Now that I've returned to your father for the sake of the book, you've sent back the picture I made in my childhood. I know this is not a sign of your death but a sign that I've found your again. I saw one of your children, Orhan. That poor fahterless boy. One day I will become his father!
I believe in capitalism and they pay!
Advice from Hal R. Varian, who has written several:
Some of the best advice I ever got about writing a textbook was from Richard Hamming, winner of the Turing Award, the closest thing computer science has to a Nobel prize. He said ``Get together the exercises and exams that you expect the students to be able to solve once they've read your book, then write the book that shows them how to solve them.'' The great thing about this advice is that it focuses you on the outcome you want to produce. If you understand both where you audience is coming from, as I advocated earlier, and where you want them to be, it's not that hard to write the book that helps them make the transition.
雲淡風輕．若即若離
Belbin Test Result: Plant - individualistic, serious, unorthodox. (= 孤僻,古肅,乖張??)
seit Juli 13 2004
seit Juli 2005
seit 22 Mai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