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 (存錄)

呂大樂﹕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
(明報) 06月 23日 星期一 05:10AM

Don't 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 water。這本來是很簡單的道理，但在現實生活裏卻往往未能按此辦事。近期有關副局長、政治助理的討論，就是一個例子。

政黨、意見領袖，以至新聞媒體對整個政治問責、政治任命的概念有強烈意見和反應，這我可以理解。在目前香港那個尚未完全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政治問責、政治任命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沒有民主選舉和政黨政治的配合，所謂「政治班底」便注定缺乏說服力，根本無法令人相信那些來自不同背景，甚至是持有不同政見的政治人才，會突然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並且為了實踐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走在一起，組成管治團隊），這也是事實。但這並不等於說，政治問責、政治任命等概念完全沒有意思，只要出現一個機會，便要抽後腿，「政治惡搞」一番。

必須說明，我對以曾蔭權先生為首的政治領導層並無特殊好感，更無意為他們講好話。現在因為任命副局長、政治助理的事情引起政治風波，受到圍攻，多少說明這個政治領導層仍須「查找不足」，好好認識民情民意。這個領導層跟市民大眾之間的「蜜月期」似乎已暫告一個段落，矛盾浮現，一個小火頭亦會引起不成比例的強烈反應；對於這一個現象，我們或者會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政府形象低落，在首7年的特區管治就曾經有過急滑坡的經驗。至於在副局長、政治助理的人選當中，的確是有認識，甚至可以說是相熟的；但我從不擔心，他們日後找工作會遇上很大困難，需要別人出手幫忙。

我想指出的是問題是，就算政黨、意見領袖，以至新聞媒體對個別人士處事方式或在落實任命的具體處理有所不滿，認為任命過程中應大大提高透明度，其實也沒有必要以現時這種處理方法，不惜搬出一切可以用來攻擊對手的論點（由「黑箱作業」到政治效忠、公開護照到糾纏薪酬如何釐定、揭個人背景到各種政治意圖的聯想）來發動批評，引發公眾辯論；這一種看似好辯的作風，並不見得是政治的執著，也不是新聞的求真精神。有時候，它的效果只是損人而不利己，而且一發不可收拾，把事情都搞得十分情緒化，而缺乏更深層次的思考。

城邦想法 毋須事事以國為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社會，曾有過一種城邦的想法——這既是當時港人由暫居或過港的自我定位，轉型至視香港為家、城市的身分認同，同時也是一種主觀願望，希望擺脫以往國共兩黨爭奪政權而衍生的國族政治框架，在香港這個殖民城市爭取多一點市民的權利，拓展多一點市民參與的空間，實現有限度的社會改良。這種想法或許有其一廂情願的地方（畢竟大環境是那仍然封閉的殖民制度），但背後假設了這種城市觀念不以民族主義或其他政治道德標準凌駕於其他原則之上來對待問題，而是以市民為本。當年這種強調市民、民間的論述，旨在反抗殖民政府的官僚系統。這種城邦的想法並沒有很完整的連結為一套政治思想，多年來只是散落於不同形式的社會抗爭或民間訴求之中，是心照不宣的共同理解。城邦的想法並不否定國家，只是認為不一定事事以國家為大、為先；按城邦的想像，跨國的城際聯繫較國家內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更為重要。在城邦的生活世界裏，宏大的論述（如民族主義、政治忠誠）並沒有一種人人不得不服從的地位。

當然，這種城邦觀念背後，匯集了不同背景、利益各異的市民的期望和要求——有的恐共（最怕京官治港），有的擔心九七問題，但共通點是追求城邦式的政治自主與自由。

我認為這種城邦觀念是香港政治的特色之一。可以想像，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接受這套觀點和由它而衍生出來的生活態度。長期以來，政治承擔並不是香港人會掛在口邊的概念；由親中到親英人士，工商界到民主派 ，大部分人在1997年之前都在「政治保險」上有兩手準備。其中連長期愛國的親中人士也有「政治太平門」的念頭，的確是有點搞笑，但港人一向對此「政治現實」都只是笑笑而已，知道應該有點節制，不要隨便算到祖宗、國家民族的宏大論述之上，更不輕易論忠誠，談效忠。

簡單的說，今次因任命副局長、政治助理而引起的政治風波，反對者是有打亂章法之嫌。政治問責、政治任命的安排於現政治制度下或有很多未能銜接和配合的地方，但它的出現也並非無因：如何組織領導班子、如何面對舊有政務官體系與人才的缺點等問題並不是無中生有。現在，基於不同的考慮，政黨、意見領袖、新聞媒體對政治問責、政治任命的概念全面投石、放箭，只要可以令對手尷尬的論點（國籍、薪酬、選拔過程、關於個人的傳聞、訪問前政務官並由他們評論一個矮化政務官的新安排）全都搬出台，而且不停「移動龍門柱」，總是站在對面的立場來提出質問，這是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

惡搞事小，反正特區政府 自要面對；但惡搞過程中章法大亂，放棄了某些觀念，則是損人而不利己了。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